农村邪教组织发展蔓延的成因初探
邪教活动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但中国邪教问题与其他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邪教组织的基本成员是农民，也就是说中国邪教组织活动主要是在农村，特别是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地区更为猖獗。这一现象的出现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传统民间宗教意识复苏。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既存在着以儒家“修齐治平”为代表的最高理想的文化价值观，也存在自然环境下小生产者的市井文化观。后者是一种与主流文化有明显距离的文化观念，其中既有孝悌等主流文化成分，又有对无法解释的以一种“超人间”形式出现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宗教形态。在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着多神教的民间宗教传统，先后延续了几个世纪。随着社会的演变，这些民间宗教逐步向政治性的秘密结社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它不仅关心群众现世的物质需要，而且更关注群众的病痛和未来的精神归属。它们大多通过求神保佑，为徒众除病消灾，避祸致福，进入美好的彼岸世界。这不仅成为组织内部凝聚力之所在，而且给门徒群众以极大的精神安慰。鸦片战争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环境下，封建秘密宗教的性质发生变化，夺取政权的政治色彩愈益突出，逐渐成为秘密结社的政治性组织，比如，秘密教会向会道门组织转化，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特点。既然如此，这种文化上的基因当然不会因为社会制度改变而就此消失，一旦遇到适宜的环境必将显现出来。邪教组织正是打着“民间宗教”招牌的秘密结社，因此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必然会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性“宗教热”的发展以及宗教发展中的“世俗化”倾向的出现，在我国农村也出现了“宗教热”现象。邪教打着宗教、气功的招牌，借机粉墨登场，致使被蒙蔽的群众也将邪教作为一种“宗教”加以信仰，一种“气功”加以修炼。特别是邪教组织利用人们现实的希冀在宗教中得不到满足、精神找不到寄托的情形，在宣传上使用了世俗化手法，除了在教义上，将佛教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比附群众现实生活外，而且在说教中非常注意群众关心的问题，用老百姓语言去宣传教义。如邪教宣扬“真、善、忍”，要做好人，提倡互相帮助、解急救困等，很容易唤起农民对类似过去民间秘密教门的向往，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受其影响，不少农民对邪教十分感兴趣，并很快参加进去。
2、迷信愚味思想回潮。无知和愚味是一对相伴而行的孪生兄弟。认识上的障碍往往会产生思想上的混乱，思想上的混乱会诱发信仰上的危机，而信仰上的危机往往又会导致行为上的越轨。虽然我们已经处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但在我们这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度里，封建残余的阴魂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驱散的，它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特别是封建迷信作为一种潜在的思想意识，仍然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尤其在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就更为突出。在这些地方，人们的识别能力差，对不良文化影响的抵抗力弱，在封建迷信这个茹毛饮血的恶魔引诱下，渐渐地在意识上会产生一种低水平的世俗信仰，由此，无数的思想和行为从中泛化而出，烧香拜神等迷信活动便成为习俗。迷信愚味是产生“神”、“教”信徒的重要根源。李洪志及其邪教正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将封建迷信以现代科学进行包装，成为现代迷信。而现代迷信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和伪装性，很能混淆人们的思想，即使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人有时也会上当受骗，更何况封建迷信思想比较浓厚而且受教育相对较少的农民了。
3、社会管理力量薄弱。众所周知，社会正常、有效运行的条件之一就是建立具有权威的机构，并由这种机构制定行之有效的社会规范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力量往往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一旦这种社会控制力量不够强大，整个社会结构相互协调的良好机制就会打破，社会运行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呈反常状态。当前，在农村的不少地方，一方面，随着个体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勃兴，集体的整合功能大大削弱了，社会管理机制也因之失控。据调查，有些村委会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处于“庙里无和尚”的瘫痪状态。有人曾把农村基层政权的形象和作用描绘成“只保留着一间屋子，屋子里仅放着一张桌子，桌子里仅保存着一枚戳子（印章）”。一些干部对邪教活动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问不管，任其发展。有的甚至自己也参与邪教活动。邪教正是利用这一环境乘虚而入，占领了农村这块阵地。另一方面，基层组织运行中本身产生的不少问题被邪教组织抓住利用，并促成了邪教势力的发展。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接触面加大，两者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由于农民负担过重、少数干部腐败，以及基层工作中存在工作态度生硬、粗暴等，导致部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权不满情绪增加，干群矛盾突出，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威信下降，农民的政治信仰出现危机。邪教正是利用这些矛盾和问题，向农民灌输反动邪说，进行反政府的宣传教育。使有些群众产生了对现实沮丧、失望的心理，遇到困难时，“情愿求神，不愿求人”，信神不信党，精神委靡，灵魂空虚，追求所谓“超脱”的生活。于是，不少人以“行善积德”、“真、善、忍”为宗旨，加入邪教组织。他们宣扬“由善到恶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现在人类已进入自己的末日”。惩罚人类的时刻就要到了，只有修练法轮功的人才能得到保护，其他人都要受到惩罚。这些反动宣传迎合了部分农民的思想情绪，加剧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离心力和对立情绪，导致少数农民经不起毒化而投入邪教组织的怀抱。[Page]
4、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化的耕作工具不断地推出并运用于实践，当今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我们这个还并不富裕且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里，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生产力水平还十分落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仍然存在。当地群众除了依赖政策对头外，“靠天帮忙”是维持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条件。实行大包干后，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和落后的生产工具，很难抵抗自然灾害，以达到“人定胜天”的境界。因此，听天由命成为人们无法抹去的心理定势，只好把希冀寄托在“神仙显灵”上。而邪教组织的骗术之一就是利用传统宗教的“大灾大难”、“末劫”、“世界末日”的说教，刻意宣扬灾劫的恐怖性和紧迫性，以所谓的“末世论”，宣扬地球将要毁灭，“入教可以躲灾避难”等诱惑群众，从而吸引了被樊篱所束的人们对其趋之若鹜。受其蛊惑煽动，部分农民如痴如醉，为了得到将来的荣华富贵和生命的安全，从心理上到行为上完全成了邪教的俘虏。他们或有田不种，有工不做，有学不上，一心一意修练法轮功；或四处串联聚会“弘法”，亲传亲，友传友，发展“功友”，导致邪教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蔓延。
5、农村文卫事业落后。改革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农民靠党的富民政策和辛勤劳动逐渐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是，由于田地包干到户，集体经济削弱了，文化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特别是边远山区，农民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乏味生活。娱乐生活匮乏，医疗保健机构更是寥若晨星，群众有病无处看，用药无处寻。特别是农村社会弱势群体，他们连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根本没有能力承受医药费用，更谈不上到医院接受治疗。如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针对部分群众心理和生理的需求，以“祛病健身”作为吸引民众的切入点，以其医疗功用吸引了大量群众练习法轮功。同时，由于缺乏文化娱乐场所，农民们空闲时与空虚为伍，很多人由于好奇的驱动，也投身入教。如郴州市最偏远的山区县——桂东县，从95年7月传入法轮功，到99年练功人数发展到2900人左右，而其中农民则占95%以上。
6、法制观念不强。以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普及全民法律意识是我们一直常抓不懈的一项主要工作。然而，“春风不度玉门关”，一些农村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不少农民甚至一些干部仍然在法不入户的沙漠中盘桓，泾渭不明，是非不分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搞不清邪教组织与封建迷信的区别，有的把宗教与邪教组织相提并论。以至当有关部门找到他们，问其为何参与邪教活动时，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政府不应该干预他们的活动。有的拒绝有关部门的调查，甚至公然暴力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