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毅熙：我从痴迷的害人功中走出来

    我叫黄毅熙，75岁，中师文化，四川省乐山市人，是一名退休教师，曾任我退休所在县的“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1998年，因祛病健身，弘法圆满而痴迷“法轮功”，差点毁掉了我幸福的晚年生活。每当回想起那段令我不堪回首的痴迷“法轮功”的往事，仍然心有余悸。

　　              祛病健身误入歧途

     在修炼“法轮功”前，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女都参加了工作，我和老伴都有退休金。我乐观开朗，生性好动，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晚年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初，我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时常感觉头晕心慌、上楼气喘、气闷，医没少找，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就是不见好转。当年3月，我在朋友的介绍下，一位原顶头上师对我说：“大姐，人生病是业力引起的，要想身体达到无病的状态，就必须练功消业。修炼法轮大法，信奉‘真善忍’，可以祛病健身。”随后，他送了我一本《转法轮》，并说只要按照要求认真习练，身体很快就会好起来。那位功友走后，我翻看起《转法轮》，很快被书中所说的信奉“真善忍，强身健体保平安”，“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但人一有病就吃药，或者采取各种方法去医治，那么实质上是把这病又压进身体里面去了”等内容所吸引，并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练功点修炼“法轮功”。

    练功之初，我看到功友们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去练功并练得热火朝天，练功人员中大多数人都是有一定地位并且知识结构层次较高，在崇众心里的诱使下，我也购买了法轮功的书籍、磁带。由于我退休后时间充足，每天很早到练功点学习，那位顶头上司也常陪着我们一同练功学法，交流学法心得。晚上，在复习练功之余，抓紧学习法轮功的经文，掌握足够的修炼理论知识。就这样，坚持学法练功一个月，由于我抛弃一切杂念并有规律练功，我觉得身体状况明显改善，脸色红润，人也精神了。我想肯定是李大师的神功在起作用。于是，我对家里的所有事情均不在过问，家务也不料理，电视不再收看，更不读书看报，交际圈缩小到法轮功修炼者内。为此，我由过去的试一试转为一门心思用在练功和学法上。想到李大师在《纽约法会讲法》时说：“我们修炼人一旦身体出现哪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我告诉过大家，它不是病”，同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也就是师父的功力很高，他可以给你消业”，“那么你想把这个业力放出去，你吃药把这个业力又压回去了，怎么给你清理身体呢？”。在此，按照师父“消业治病，上层次”的要求，我把家里没吃完的近500元钱的药丸统统扔了。从此，我不看医生，不吃药。

    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逐步从练功、学法发展到弘法，先后拿出2000余元退休金购买了法轮功书籍、练功磁带和李洪志画像、标识徽章。同时，把这些东西送给了亲戚朋友和周围同事，并和其他法轮功人员一道到全县各地组建练功点，发展法轮功成员。由于我在教育界德高望重，练功悟性好，文化层次较高，组织发动好。1998年7月，我被乐山法轮功辅导站任命为退休所在县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从此，我更加痴迷练功、学法、弘法，在修炼弘法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讲“真相”不能自拔

    李大师在《挖根》中讲到：“集体向谁反映事实情况”，是“法给予最低层次人类无数的生存方式中的一种”，认为“大法弟子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采用一下法在最低层次的这种方式”，是在“圆融法在人类这一层次的行为”，值得肯定。同时在《安定》中又讲：“学员可根据所掌握的有关地区、有关部门直接或变相干扰破坏“法轮功”事件，把广大人民与政府对立起来，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的情况，可通过正常渠道向各级政府或国家领导人反映。”对此，我对讲真相深信不疑。[Page]

　　1999年7月，国家宣布“法轮功”是邪教组织并依法予以取缔。当时，我一点也想不通：“真、善、忍”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它有什么错？“祛病健身”、“做善事”对社会有什么不好？如能修成正果，还能成仙做佛，政府凭什么要管？练功已走火入魔的我，坚信修炼法轮功没有错。在此期间，我表面上答应政府不再修炼“法轮功”，暗地里不顾儿女的劝解，继续偷偷练功。

后来，乐山法轮功辅导站的人打来电话给我说：政府不了解法轮功，师父要求大家走出去讲“真相”。 于是，1999年7月的一天，我和几个功友决定去北京讲“真相”。但我们刚赶到成都的途中被公安干警挡获回家。党和政府对我进行了耐心的教育训诫。

北京是去不了了。于是，我瞒着儿女偷偷和几个功友制作“真相”资料，走街串巷散发资料，张贴传单。积极穿梭于功友们中间，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相信“师父”，坚信“大法”。同时，我还与外地“法轮功”人员秘密串联，交流“护法”情况，鼓动功友与政府对抗。2001年3月，我再次受到政府的教育训诫。

　　         为“圆满”险些丧命

我从政府举办的法制学习班出来后，慑于法律的威严，不得不假装老实呆在家里，但练功一天也没停下，还时不时收到功友偷偷送来师父的新经文。一天，我正在看师父关于“去掉最后的执著”，“放下生死”，“忍无可忍”，“走向圆满”等经文，不巧被大儿子发现了。他抢过我手中的经文，满含热泪地跪在我面前说：“妈妈，别再修练法轮功了。我们好好生活好吗？”。我当即反驳到：“你是常人，你懂什么？我快要修炼圆满了。”我趁大儿子不备，一把夺过经文，塞进衣服里。大儿子只好摇摇头，流着泪走了。从此，我开始酝酿“走向最后圆满”的计划。一开始我的计划就遇到了难题，可能是儿女怕我出事，坚决不让我出门，并且总有人在家里陪我。2002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终于抓住了一次机会。我趁大媳妇到超市买洗衣粉的时间，迅速拿出几天前被我藏起来的孙儿的跳绳，然后站在凳子上将跳绳挂在客厅的吊扇上并打了个结，接着，我高喊了一声“放下生死就是神”后，将头伸进跳绳，蹬掉了凳子。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大媳妇的呼喊中睁开了眼睛，我没有“走向最后圆满”，没能进入“天国世界”。原来，大媳妇在楼下碰到来我家做客的一个亲戚，故没去买洗衣粉就回来了。于是，我被大媳妇和那个亲戚救了下来。

                幡然醒悟找回幸福生活

    从我准备以特殊的方式弘法圆满的那天起，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在法轮大法的泥潭中不能自拔。那时，我整天怒气冲天，怨声载道，时而偷偷打坐修炼，我的儿女也就轮流24小时照看我。2002年7月上旬的一天，我在练功打坐时高血压突然发作后晕厥倒在地上，不醒人事。女儿见状后，立即叫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抢救，并请来了市人民医院的糖尿病和高血压治疗专家对我进行了联合会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我的两个好友和儿女都在身边守着我。当时，我要求回家，拒绝医治。由于病情严重，我躺倒病床上不能动身。我的好友见状后，就耐心细致的开导我并给我讲解了山西省太原市女工胡爱萍患结核性脑膜炎痴迷法轮功拒医拒药于1999年4月22日死亡、1994年10月，安徽电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安徽省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姜维民修炼法轮功突发脑溢血死亡等精进修炼法轮功拒医拒药而死亡的事例。慢慢地，求生的欲望使我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并配合医院医生给我治病。与此同时单位领导和社区工作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来看我，关心我、开导我。几天后，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并有所好转。半个月后就出院回家。回家后，单位领导、同事没有嫌弃我、朋友、家人没有抛弃我。是他们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给我讲解了天安门自焚案中的参与者、受害者薛红军、王进东、刘思影等人自焚事件经过及其发自内心的忏悔。他们陪我观看了《破毁家庭丧失人性》、《李洪志其人其事》、《四·二五真相》和《醒悟》等录像，不厌其烦地与我促膝谈心，帮我分析了法轮功及其邪教组织对我，对家庭及其社会的危害。与此同时我的好姐妹还请来老年朋友陪我打麻将，教我跳健身舞。是她们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我沉睡封闭的心。渐渐地，我开始反思过去四年多来的修炼历程：我之所以痴迷练功，完全是一片私心，一心想成仙做佛，只想自己早日圆满。“法轮功”标榜自己“真、善、忍”，我的所作所为哪一点体现了“真、善、忍”呢?“法轮功”的“消业治病论”害得多少美好的生命拒医拒药、致死致残，多少美满的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善良的心灵被他扭曲、精神失常，这难道是“真、善、忍”吗? 李洪志如果是神仙，为什么像只“缩头乌龟”躲在美国不敢回来“护法”、“讲真相”？“讲真相，求圆满”差点把我害死了啊！我经过一系列的深刻反思后认为：原来李洪志所谓“圆满”的经文都是“催命符”，他是梦想用“圆满”这个骗局套牢弟子们的心，鼓动弟子们都成为“法轮功”的牺牲品，成为自己的陪葬者。李大师要度我到美好的天国去享福真是水中花，镜中月，完全违背了我的修炼初衷，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大骗子啊！从此，我彻底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决裂。[Page]

     2002年8月至今，我除了坚持和老年朋友一道早上跑步，下午打麻将，晚上跳健身舞外，还参加了老年大学的学习。目前，我身体健康，充满活力，生活幸福。我庆幸自己走出了痴迷的害人功，我也奉劝那些至今仍痴迷“法轮功”的受害者，早日迷途知返，开始全新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