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俊霞：泥潭深深，归途漫漫
我叫孙俊霞，是山东省淄博市原机械局的一名退休干部。我从1996年开始练习“法轮功”到2001年，那时我深陷“法轮功”邪教泥潭不能自拔，非常痴迷，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追悔莫及的人生历程。
1996年，由于婚姻破裂受到打击，我一度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产生了消极避世的心态。有次朋友建议我观看了李洪志的讲法录相，李洪志所讲的“目前在人类社会很难找到一方净土，那么净土在哪呢？法轮功就是一方净土”，他的说法正符合了我当时的心理，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仿佛真的看到了一片净土，一头扎进李洪志编织的“法轮功”歪理邪说中，仅一本《转法轮》我先后看了数百遍。由于心态失衡，导致理性缺失，我越来越被书中描述的“天国世界”所吸引，认为那里的景象无比美好，只要“吃尽世间的苦”，就能象那里的佛“大自在，伸手即来，要什么有什么”。于是我以极大热情，为“法轮功”跑前忙后，到处宣扬“法轮功”，建练功点，忙得经常深夜才回家，很快成了当地“法轮功”辅导站的一名负责人。
1998年，全国出现了多起“法轮功”练习者围攻新闻单位、政府机关的事件，不久，山东《齐鲁晚报》因发表批评“法轮功”的文章，省辅导站要求全省练习者给报社写信，以正视听。当时我也曾有过疑问，不是真、善、忍吗？为什么不忍一忍？但又一想，一定是那些人做错了。我这时的想法，同很多练习者一样，是盼望李洪志能出面纠正，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李洪志很快以经文的方式，肯定了这些人的做法，说参加围攻的人“现在不圆满，将来也会圆满”，指出“能不能维护法是根子上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法，不能只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否则就是基点站错了。”
这些经文、讲话使我感到意外、迷惑，与以前讲的前后很矛盾，但又想到李洪志说过，“法是由浅入深的讲”。难道是老师讲的没有错是我错了？虽然自己不理解，但我还是反复安慰自己：老师的话自然有其道理，原来的遵纪守法是常人的认识，而上访讨说法是维护大法，只有放下生死才能成神。于是我坚信我做的一切李洪志和天上的神都看得见，为了即将可得的“圆满”，我什么都敢做，有机会一定做给他们看。正是在这种精神控制下，使我在“法轮功”这片所谓的“净土”里越陷越深，最终站到了党和国家的对立面。
震惊中外的围攻中南海“4.25”事件发生后，李洪志在国外颇为不满，他甚至抱怨“全国一亿人练功，才去了一万人，太少了！”不久，辅导站接到秘密通知，让我们组织好大法弟子，准备迎接更大的考验。1999年7月22日，政府作出取缔“法轮功”的决定，这令我们当时的大法弟子们非常愤怒，许多人纷纷表示准备放下生死进京去上访护法，直至圆满。我曾先后三次进京滋事，进行所谓的“正法、护法”活动，每次都认为圆满能很快实现，每次都是践踏着祖国母亲的尊严，破坏着社会家庭的安宁，伤害着单位和亲人，把政府对我的教育挽救视为无可奈何，反而变本加历，愈演愈烈。最后一次进京是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不久的2001年4月的一天，我又到了天安门，当时我看到天安门广场一片风和日丽、国泰民安的景象，我感倒很失望和不解：“全国的大法弟子怎么不来天安门护法呢？”愤愤之余，我横下一条心，在天安门城楼下，一边高举起自制的“法轮大法”横幅，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口号……
此前，由于我痴迷“法轮功”，给单位领导和同事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和麻烦，在单位帮助教育的五个多月里，同志们为我日夜值班，节假日不能休息，想尽一切办法与我谈话，帮助我，因为我是机关干部，当时的市委书记还亲自找我谈过话。我也曾为此有过内疚和不安，但一想到李洪志说过：“一个修炼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够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我便又坚定起来。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对我无数次的哭劝，十几岁的儿子替我写好保证书，央求我签个字，并在给我的信中写到：“妈妈，求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签个字吧”，儿子以为他的信会打动我，唤回我纯真善良的母性。作为离异的单亲家庭，儿子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然而在“法轮功”歪理邪说的精神控制下，我那幼稚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当时我的心中“圆满”已经比儿子更重要，以往对他的那份关爱，已经被当作“执著心”去掉了。[Page]
我把政府对我的宽容误以为是李洪志在保护我，几次进看守所、派出所不觉得丢人，还认为是上层次，每次回家都抓紧印传单、发资料、搞串联，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最终受到劳动教养的处理。在被送劳教的前一天夜里，趁值班干警一时疏忽，我逃跑了。因为李洪志讲：“劳教所不是修炼的地方”。
在外逃7个多月的日子里，我东躲西藏，寄人篱下，整天提心吊胆。我也曾思念过家乡、思念亲人，甚至伤心落泪，但一想到坚持下去就能“圆满”，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当看到李洪志的新讲法提到：“所有走出来的弟子，师父谢谢你们，了不起呀”，我更是激动得泪如雨下，感到李洪志简直就是在夸奖我，我一边偷偷地散发着恶毒攻击国家领导人的传单，一边焦急的等待着天象大显的时刻。我朝夕相盼，却始终一点希望也看不见，时间久了，我人没有自焚，心却在自焚。于是我决定不再等待，而是以再次进京“护法”来建立自己的“威德”。
我的逃亡生涯结束了，当我被送进劳教所时，我就抱定了用生命“护法”的决心。为挽救我，全班学员都主动跟我谈，她们中有工人、农民、教师、大学生，她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血泪教训讲给我听，那真是“法轮功”邪教制造的一起起人间悲剧，谈着谈着他们许多人都哭了，我虽然没落泪，但我的心也渐渐的被感染被震撼了，开始反思自己，也希望能认清真相，像她们一样生活。这时，家里给我送来了衣物，其中有一双母亲的袜子。我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整天为我提心吊胆，还要替我照看上初中的儿子，我每次因闹事进派出所、看守所回家，都看到母亲更加衰老。我逃跑后，听说她一提到我就哭，最后竟一病不起。然而，就在母亲生死难料的时候，我仍然再次进京“护法”闹事。
当帮教干警把我母亲在我劳教前不久已经过世的消息告诉我时，我的心灵和人性受到了极大的撞击。我落泪了，动情了，我想到母亲一生对我的关爱，想到了她在奄奄一息时对我的牵挂，好几次我真想用头去撞墙。所里的干警和学员抓住这个时机，夜以继日的劝导我、帮助我，经过八天时间自己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抉择，我开始觉醒了，认识到李洪志所宣扬的“一方净土”，不过是为诱使其追随者进入“法轮功”邪教组织一条迷幻通道，而这条布满陷阱、泥泞坎坷的邪路，曾使多少习练者深陷其中，一去不回！我庆幸自己在党和政府的挽救下，用五年多的时间终于走了出来。
从2002年5月提前解教出所到现在，我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已整整7年时间。在这255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始终带着一个负疚的心情，在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当地各级政府举办的教育转化“法轮功”人员学习班做教育转化工作，先后有近千名原“法轮功”练习者，在我和其他帮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从邪教的精神控制中解脱了出来。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痴迷人员，尽管有过转化，仍又出现了反复，以至多次被送班转化，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能让更多深陷在“法轮功”邪教泥潭的人们能早日和我一样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是我始终相信，尽管做好帮教转化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但只要我们拿出耐心，付出真诚，就一定能帮助那些仍在迷途上的人找到回家的路！
1996年，由于婚姻破裂受到打击，我一度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产生了消极避世的心态。有次朋友建议我观看了李洪志的讲法录相，李洪志所讲的“目前在人类社会很难找到一方净土，那么净土在哪呢？法轮功就是一方净土”，他的说法正符合了我当时的心理，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仿佛真的看到了一片净土，一头扎进李洪志编织的“法轮功”歪理邪说中，仅一本《转法轮》我先后看了数百遍。由于心态失衡，导致理性缺失，我越来越被书中描述的“天国世界”所吸引，认为那里的景象无比美好，只要“吃尽世间的苦”，就能象那里的佛“大自在，伸手即来，要什么有什么”。于是我以极大热情，为“法轮功”跑前忙后，到处宣扬“法轮功”，建练功点，忙得经常深夜才回家，很快成了当地“法轮功”辅导站的一名负责人。
1998年，全国出现了多起“法轮功”练习者围攻新闻单位、政府机关的事件，不久，山东《齐鲁晚报》因发表批评“法轮功”的文章，省辅导站要求全省练习者给报社写信，以正视听。当时我也曾有过疑问，不是真、善、忍吗？为什么不忍一忍？但又一想，一定是那些人做错了。我这时的想法，同很多练习者一样，是盼望李洪志能出面纠正，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李洪志很快以经文的方式，肯定了这些人的做法，说参加围攻的人“现在不圆满，将来也会圆满”，指出“能不能维护法是根子上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法，不能只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否则就是基点站错了。”
这些经文、讲话使我感到意外、迷惑，与以前讲的前后很矛盾，但又想到李洪志说过，“法是由浅入深的讲”。难道是老师讲的没有错是我错了？虽然自己不理解，但我还是反复安慰自己：老师的话自然有其道理，原来的遵纪守法是常人的认识，而上访讨说法是维护大法，只有放下生死才能成神。于是我坚信我做的一切李洪志和天上的神都看得见，为了即将可得的“圆满”，我什么都敢做，有机会一定做给他们看。正是在这种精神控制下，使我在“法轮功”这片所谓的“净土”里越陷越深，最终站到了党和国家的对立面。
震惊中外的围攻中南海“4.25”事件发生后，李洪志在国外颇为不满，他甚至抱怨“全国一亿人练功，才去了一万人，太少了！”不久，辅导站接到秘密通知，让我们组织好大法弟子，准备迎接更大的考验。1999年7月22日，政府作出取缔“法轮功”的决定，这令我们当时的大法弟子们非常愤怒，许多人纷纷表示准备放下生死进京去上访护法，直至圆满。我曾先后三次进京滋事，进行所谓的“正法、护法”活动，每次都认为圆满能很快实现，每次都是践踏着祖国母亲的尊严，破坏着社会家庭的安宁，伤害着单位和亲人，把政府对我的教育挽救视为无可奈何，反而变本加历，愈演愈烈。最后一次进京是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不久的2001年4月的一天，我又到了天安门，当时我看到天安门广场一片风和日丽、国泰民安的景象，我感倒很失望和不解：“全国的大法弟子怎么不来天安门护法呢？”愤愤之余，我横下一条心，在天安门城楼下，一边高举起自制的“法轮大法”横幅，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口号……
此前，由于我痴迷“法轮功”，给单位领导和同事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和麻烦，在单位帮助教育的五个多月里，同志们为我日夜值班，节假日不能休息，想尽一切办法与我谈话，帮助我，因为我是机关干部，当时的市委书记还亲自找我谈过话。我也曾为此有过内疚和不安，但一想到李洪志说过：“一个修炼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够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我便又坚定起来。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对我无数次的哭劝，十几岁的儿子替我写好保证书，央求我签个字，并在给我的信中写到：“妈妈，求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签个字吧”，儿子以为他的信会打动我，唤回我纯真善良的母性。作为离异的单亲家庭，儿子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然而在“法轮功”歪理邪说的精神控制下，我那幼稚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当时我的心中“圆满”已经比儿子更重要，以往对他的那份关爱，已经被当作“执著心”去掉了。[Page]
我把政府对我的宽容误以为是李洪志在保护我，几次进看守所、派出所不觉得丢人，还认为是上层次，每次回家都抓紧印传单、发资料、搞串联，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最终受到劳动教养的处理。在被送劳教的前一天夜里，趁值班干警一时疏忽，我逃跑了。因为李洪志讲：“劳教所不是修炼的地方”。
在外逃7个多月的日子里，我东躲西藏，寄人篱下，整天提心吊胆。我也曾思念过家乡、思念亲人，甚至伤心落泪，但一想到坚持下去就能“圆满”，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当看到李洪志的新讲法提到：“所有走出来的弟子，师父谢谢你们，了不起呀”，我更是激动得泪如雨下，感到李洪志简直就是在夸奖我，我一边偷偷地散发着恶毒攻击国家领导人的传单，一边焦急的等待着天象大显的时刻。我朝夕相盼，却始终一点希望也看不见，时间久了，我人没有自焚，心却在自焚。于是我决定不再等待，而是以再次进京“护法”来建立自己的“威德”。
我的逃亡生涯结束了，当我被送进劳教所时，我就抱定了用生命“护法”的决心。为挽救我，全班学员都主动跟我谈，她们中有工人、农民、教师、大学生，她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血泪教训讲给我听，那真是“法轮功”邪教制造的一起起人间悲剧，谈着谈着他们许多人都哭了，我虽然没落泪，但我的心也渐渐的被感染被震撼了，开始反思自己，也希望能认清真相，像她们一样生活。这时，家里给我送来了衣物，其中有一双母亲的袜子。我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整天为我提心吊胆，还要替我照看上初中的儿子，我每次因闹事进派出所、看守所回家，都看到母亲更加衰老。我逃跑后，听说她一提到我就哭，最后竟一病不起。然而，就在母亲生死难料的时候，我仍然再次进京“护法”闹事。
当帮教干警把我母亲在我劳教前不久已经过世的消息告诉我时，我的心灵和人性受到了极大的撞击。我落泪了，动情了，我想到母亲一生对我的关爱，想到了她在奄奄一息时对我的牵挂，好几次我真想用头去撞墙。所里的干警和学员抓住这个时机，夜以继日的劝导我、帮助我，经过八天时间自己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抉择，我开始觉醒了，认识到李洪志所宣扬的“一方净土”，不过是为诱使其追随者进入“法轮功”邪教组织一条迷幻通道，而这条布满陷阱、泥泞坎坷的邪路，曾使多少习练者深陷其中，一去不回！我庆幸自己在党和政府的挽救下，用五年多的时间终于走了出来。
从2002年5月提前解教出所到现在，我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已整整7年时间。在这255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始终带着一个负疚的心情，在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当地各级政府举办的教育转化“法轮功”人员学习班做教育转化工作，先后有近千名原“法轮功”练习者，在我和其他帮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从邪教的精神控制中解脱了出来。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痴迷人员，尽管有过转化，仍又出现了反复，以至多次被送班转化，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能让更多深陷在“法轮功”邪教泥潭的人们能早日和我一样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是我始终相信，尽管做好帮教转化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但只要我们拿出耐心，付出真诚，就一定能帮助那些仍在迷途上的人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