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丁：我重新过上了快乐生活
我叫苏丁，男，汉族，现年51岁，四川省苍溪县人。自1998年4月开始习练“法轮功”到2005年10月彻底脱离“法轮功”，我走过了从单位先进工作者→“法轮功”痴迷者→解除劳动合同人员→脱离“法轮功”邪教组织→实现再就业的曲折道路。重新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再次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后，我真切地感到：脱离“法轮功”，生活真快乐。
我1974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县级企业参加了工作，虽性格倔强，不善言辞，但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在一次野外施工中，我不幸从高空坠落，双腿骨折、腰椎严重损伤，住院治疗了半年多时间。出院后，受伤的腰、腿遇天气变化仍然疼痛，单位领导鉴于我的伤情，给我安排了一项相对轻松的工作。
1998年4月，听说习练“法轮功”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治病疗伤，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习练“法轮功”。先是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去练功点习练，后来，不但每天在练功点集体习练，而且在上班时间和回到家里也千方百计找时间习练，很快就被任命为“辅导员”。1998年底，我参加了县辅导站为期3天的“法会”，听了一些同修的心得体会，特别是一些同修讲的练功后多年的伤病甚至癌症都不治而愈的体会，使我对习练“法轮功”的好处深信不疑，从此，我对“法轮功”更加迷恋。经过半年多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和练功，我的伤痛并没有减轻，还认为是自己修炼的不够好。
1999年7月，政府取缔“法轮功”后，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让我不再习练“法轮功”，父母叮嘱我不能再练功，妻子把我的《转法轮》等书籍和练功磁带、李洪志挂像等全部上交，一度时期我闷闷不乐，认为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习练，一定是国家领导不了解真实情况搞错了。后来，练功点的同修找到我，叫我千万不要停止练功，否则前功尽弃。2000年春节期间，我背着父母、妻儿与几名同修去北京“弘法”、讲“真相”，单位派人从北京把我接回家后，领导、同事不厌其烦教育我，父母、妻儿苦口婆心规劝我，亲戚、朋友千方百计开导我，我固执地认为他们都是在阻止我“消业”、破坏我“圆满”、不让我“上层次”。后来，我又通过同修认识了“法轮功”组织在川北片区的负责人，他让我一定不能放松修炼，要多写信、多邮寄宣传资料向上级反映“法轮功”的情况，并教了许多对付说教和抗拒转化的方法，同时还交给我很多“法轮功”书籍、电子读物、经文、资料，让我转给同修，我都一一照办。
2002年底，单位领导见我仍痴迷“法轮功”，商量我的家人把我送到心理矫治中心。在矫治中心，我按照同修教唆的假转化方法，“真心诚意”地写了悔过书、“痛哭流涕”地认识了错误、“义愤填膺”地揭批了“法轮功”，骗到了帮教人员及单位领导、家人的信任。出班后，我很快又与同修取得联系，并更加隐蔽地不断从事“法轮功”宣传活动。2003年3月的一天傍晚，当我正在秘密散发“法轮功”宣传品时，被巡逻的公安民警逮了个正着，后被劳动教养1年，单位也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
2004年4月我被解除劳动教养回来后，成天在家里无所事事。妻子怕我再去从事“法轮功”非法活动，经常暗地里跟踪我，她经营的小商店时开时关，生意惨淡，收入下降。临近高考的儿子，成天为我担惊受怕，上课老走神，成绩下滑。年老体衰的父母，为断绝我与“法轮功”同修的联系，时时处处提防我，弄得他们寝食不安。就这样一家人成天生活在痛苦之中。2004年8月儿子因高考失利被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了，他怪罪我。为筹集儿子的学费，东凑西借，父母、妻子埋怨我。9月份，儿子去上大学时给我丢下一句硬棒棒的话：你如果再练“法轮功”、发传单什么的，我就立即退学回来陪着你，你自己看着办。儿子走后，我几天几夜都没合眼，耳边时时响起儿子的那句话，没想到活了几十年，没给儿子树立起榜样，反过来受儿子的教育，我这人真是枉活了。10月份，在父母的督促和妻子的逼迫下，我开始帮妻子打理她的小商店，原来的“法轮功”同修见我与妻子不离左右，没敢来引诱我，一度时期家庭生活平静。
2005年8月，原单位的领导来劝我到“崇尚科学学校”去集中学习，当时我心存疑虑，以为集中学习不外乎就是强制洗脑、限制自由。没想到到校后，帮教干部不但与我同吃同住、平等交流，还无微不至的关心我，在得知我腰椎曾经受伤，不能睡席梦思床垫后，他们就找来木板给我铺起了平板床，在我生病后，他们及时送我到医院治疗，不但精心照料，还为我买来新鲜水果、请来市人民医院的外科专家对我腰腿陈旧性损伤引起的疼痛进行专门诊疗，待我如同他们的亲人，我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后来，通过与帮教干部谈人生、谈理想、谈生活，我懂得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学习国家以人为本的各项利民、惠民政策，我深感自己的无知与狭隘；通过观看《李洪志其人其事》、《“法轮功”大起底》等专题片，阅读《法轮功的“真善忍”》、《司马南、何作庥反邪教讲座》等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有关书籍、资料，与帮教干部一起讨论、分析李洪志自相矛盾的大量“语录”，我认清了李洪志“上层次”、“求圆满”、“白日飞升”等歪理邪说的荒谬和“法轮功”组织夺财害命、对抗政府、扰乱社会的邪恶本质；通过听帮教干部对国家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政策、法规的讲解、分析，我明白了党和政府千方百计教育、挽救我的良苦用心。通过深刻反思自己参与习练“法轮功”后的所作所为，我感到万分羞愧，决心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划清界限。2005年10月，我终于走出了李洪志的“法轮功”泥潭，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家中。2006年9月，县反邪教协会还将我吸收为特殊会员，让我现身说法做一些“法轮功”痴迷人员的帮教工作。[Page]
2007年4月，根据我脱离“法轮功”组织后一年多时间的现实表现和家庭的实际困难，经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原单位解决了我的再就业问题，我的工作又失而复得。
我回到了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中间，他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我、帮助我，在派工时尽量给我安排一些轻松的活让我干，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主动帮我解决，工作之余他们还常与我交心、谈心，单位领导也经常问寒问暖，我再次感受到回到工作岗位、融入团队中的愉悦。家庭生活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父母见我忙于工作，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身体也更加硬朗，妻子对我的关怀、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刚参加工作的儿子，还与我搞起了劳动竞赛。目前，我一家老小互敬互爱、互帮互助，生活幸福快乐。
我1974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县级企业参加了工作，虽性格倔强，不善言辞，但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在一次野外施工中，我不幸从高空坠落，双腿骨折、腰椎严重损伤，住院治疗了半年多时间。出院后，受伤的腰、腿遇天气变化仍然疼痛，单位领导鉴于我的伤情，给我安排了一项相对轻松的工作。
1998年4月，听说习练“法轮功”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治病疗伤，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习练“法轮功”。先是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去练功点习练，后来，不但每天在练功点集体习练，而且在上班时间和回到家里也千方百计找时间习练，很快就被任命为“辅导员”。1998年底，我参加了县辅导站为期3天的“法会”，听了一些同修的心得体会，特别是一些同修讲的练功后多年的伤病甚至癌症都不治而愈的体会，使我对习练“法轮功”的好处深信不疑，从此，我对“法轮功”更加迷恋。经过半年多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和练功，我的伤痛并没有减轻，还认为是自己修炼的不够好。
1999年7月，政府取缔“法轮功”后，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让我不再习练“法轮功”，父母叮嘱我不能再练功，妻子把我的《转法轮》等书籍和练功磁带、李洪志挂像等全部上交，一度时期我闷闷不乐，认为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习练，一定是国家领导不了解真实情况搞错了。后来，练功点的同修找到我，叫我千万不要停止练功，否则前功尽弃。2000年春节期间，我背着父母、妻儿与几名同修去北京“弘法”、讲“真相”，单位派人从北京把我接回家后，领导、同事不厌其烦教育我，父母、妻儿苦口婆心规劝我，亲戚、朋友千方百计开导我，我固执地认为他们都是在阻止我“消业”、破坏我“圆满”、不让我“上层次”。后来，我又通过同修认识了“法轮功”组织在川北片区的负责人，他让我一定不能放松修炼，要多写信、多邮寄宣传资料向上级反映“法轮功”的情况，并教了许多对付说教和抗拒转化的方法，同时还交给我很多“法轮功”书籍、电子读物、经文、资料，让我转给同修，我都一一照办。
2002年底，单位领导见我仍痴迷“法轮功”，商量我的家人把我送到心理矫治中心。在矫治中心，我按照同修教唆的假转化方法，“真心诚意”地写了悔过书、“痛哭流涕”地认识了错误、“义愤填膺”地揭批了“法轮功”，骗到了帮教人员及单位领导、家人的信任。出班后，我很快又与同修取得联系，并更加隐蔽地不断从事“法轮功”宣传活动。2003年3月的一天傍晚，当我正在秘密散发“法轮功”宣传品时，被巡逻的公安民警逮了个正着，后被劳动教养1年，单位也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
2004年4月我被解除劳动教养回来后，成天在家里无所事事。妻子怕我再去从事“法轮功”非法活动，经常暗地里跟踪我，她经营的小商店时开时关，生意惨淡，收入下降。临近高考的儿子，成天为我担惊受怕，上课老走神，成绩下滑。年老体衰的父母，为断绝我与“法轮功”同修的联系，时时处处提防我，弄得他们寝食不安。就这样一家人成天生活在痛苦之中。2004年8月儿子因高考失利被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了，他怪罪我。为筹集儿子的学费，东凑西借，父母、妻子埋怨我。9月份，儿子去上大学时给我丢下一句硬棒棒的话：你如果再练“法轮功”、发传单什么的，我就立即退学回来陪着你，你自己看着办。儿子走后，我几天几夜都没合眼，耳边时时响起儿子的那句话，没想到活了几十年，没给儿子树立起榜样，反过来受儿子的教育，我这人真是枉活了。10月份，在父母的督促和妻子的逼迫下，我开始帮妻子打理她的小商店，原来的“法轮功”同修见我与妻子不离左右，没敢来引诱我，一度时期家庭生活平静。
2005年8月，原单位的领导来劝我到“崇尚科学学校”去集中学习，当时我心存疑虑，以为集中学习不外乎就是强制洗脑、限制自由。没想到到校后，帮教干部不但与我同吃同住、平等交流，还无微不至的关心我，在得知我腰椎曾经受伤，不能睡席梦思床垫后，他们就找来木板给我铺起了平板床，在我生病后，他们及时送我到医院治疗，不但精心照料，还为我买来新鲜水果、请来市人民医院的外科专家对我腰腿陈旧性损伤引起的疼痛进行专门诊疗，待我如同他们的亲人，我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后来，通过与帮教干部谈人生、谈理想、谈生活，我懂得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学习国家以人为本的各项利民、惠民政策，我深感自己的无知与狭隘；通过观看《李洪志其人其事》、《“法轮功”大起底》等专题片，阅读《法轮功的“真善忍”》、《司马南、何作庥反邪教讲座》等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有关书籍、资料，与帮教干部一起讨论、分析李洪志自相矛盾的大量“语录”，我认清了李洪志“上层次”、“求圆满”、“白日飞升”等歪理邪说的荒谬和“法轮功”组织夺财害命、对抗政府、扰乱社会的邪恶本质；通过听帮教干部对国家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政策、法规的讲解、分析，我明白了党和政府千方百计教育、挽救我的良苦用心。通过深刻反思自己参与习练“法轮功”后的所作所为，我感到万分羞愧，决心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划清界限。2005年10月，我终于走出了李洪志的“法轮功”泥潭，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家中。2006年9月，县反邪教协会还将我吸收为特殊会员，让我现身说法做一些“法轮功”痴迷人员的帮教工作。[Page]
2007年4月，根据我脱离“法轮功”组织后一年多时间的现实表现和家庭的实际困难，经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原单位解决了我的再就业问题，我的工作又失而复得。
我回到了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中间，他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我、帮助我，在派工时尽量给我安排一些轻松的活让我干，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主动帮我解决，工作之余他们还常与我交心、谈心，单位领导也经常问寒问暖，我再次感受到回到工作岗位、融入团队中的愉悦。家庭生活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父母见我忙于工作，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身体也更加硬朗，妻子对我的关怀、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刚参加工作的儿子，还与我搞起了劳动竞赛。目前，我一家老小互敬互爱、互帮互助，生活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