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华：我亲历“4·25”是有组织的
我叫张国华，现年45岁，家住北京市延庆大庄科乡。我想用亲身的经历说说法轮功的“4·25”。
1997年，由于身体不好，与婆婆关系紧张，生活过得很无奈，我练了“法轮功”，逐渐被李洪志所谓的练功可以“上层次”、“求圆满”迷惑了，自认为找到了一块人间净土，心灵找到了寄托。
由于我的注意力集中到练功上，身体貌似不疼了，和婆婆关系似乎也有了好转，不再像以前那么记恨她了，还煽动婆婆和我一起练，她不识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她听，乡里很多人都费解，以前和现在的我截然两个人似的。因为每天很早起来打坐练功，我的精神似乎也好了很多，大家看着焕然一新的我都很是奇怪，我把这些都归功于“法轮功”，更加沉迷其中，也激起了埋藏在心中很久愿望，离开这个小山村，向往着“师父”描绘的“天国世界”，常常暗自感叹：“原来法轮功才是我一直寻找的希望，师父才是来拯救我的神！”
1998年我被推举为站点负责人，组织“学员”练功。自此以后，我更加死心塌地的修炼法轮功，对“师父”的话更是言听计从，不去怀疑“师父”的任何一句话。
1999年4月的一天，我刚从一个学员家学法回来，就接到县里老李的一个电话（当时一起练功的“同修”），说我们有个天津的“同修”被绑架，我们要在25日前赶到北京，去营救我们的“同修”，为他讨公道，同时让我组织几个学员和他们一起去，到了北京会有“同修”接我们。
放下电话我感觉自己肩负着“师父”的期望，马不停蹄的跑到邻村学员小赵家中商议此事，到了她家中把来意说明后，她显得很激动，说我们当然要去，回来后肯定就能“升天圆满”了，这是师父为我们“圆满”提供的一条捷径！她立刻拿出电话本，我们开始通知认识的同修。
24日晚上9点多，我们几个人集合在小赵的家中，读了“何祚庥关于中学生不准修炼法轮功”的文章和绑架天津同修的信息后，坐车赶到了北京，到了指定的地点，老李打了个电话，接我们的人很快就出现了，安排我们在德胜门附近的小旅店住了一晚。早上5点多，我们就起身来到中南海，那里已聚集了不少人，我们就随人流行动，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带我们来的同修说，前面就是中南海，是中央领导人办公的地方。我探头探脑好奇四处观望，临近中午时，人越聚越多，一眼望不到边。我就坐在那里，和身边的同修交谈一些修炼的体会，附近时不时有人来回走动，我按耐不住低声问老李：“我们要做什么，一直在这儿坐着吗？”我这么一问，老李也是一愣，好奇的四处张望，然后无奈的摇了摇头低语：“就看别人怎样，我们就怎样。”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都又累又饿，有人说找地方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来，这时，周围来回走动的人立刻上来阻拦，说事情还没有结果大家现在还不能走。直到晚上九点多，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走过，招呼大家说：大家都先回去吧。也没有听到过多的解释，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回走，离开中南海已经10点多了，回家的车早就没有了，我们又回到之前的小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才坐车回到家中。后来才知道自己参加了有名的“4·25”围攻中南海事件。
现在想来，我们虽然没有具体干什么，但是，我们的聚集本身却说明了法轮功是有组织的。另外，我们的行为也是违法的。而当时却不那样认为。甚至国家明令禁止练习“法轮功”，判定法轮功为邪教组织，我还多次到天安门“上访”“讨公道”“讲真相”，说“法轮功”没组织。
直到2000年9月，在李洪志《走向圆满》经文中所说的“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将来的位置是你们自己选择的”等话的煽动下，我们几个站点负责人一商议，决定再去天安门“上访”，为“法轮功”讨说法。最后，我由于扰乱社会秩序，于2000年9月被劳教一年。
入所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转化，我想谁也改变不了我。我时时痴想师父会来救我去“白日飞升”。在劳教所里，经过医生的检查，我的腰因为太久没有药物控制，现在已经压迫神经，如果再不及时治疗以后有可能会导致瘫痪。医生的话让我开始疑惑：我这么诚心的练功，怎么我的病没有好反而严重了呢？经过劳教所的药物治疗，我的病情很快有了好转，后来帮教人员单独为我播放了有关中外邪教残害生命的录像，帮助我分析了《转法轮》里很多自相矛盾的话，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开始思考：到底是谁错了？[Page]
看了“1·23自焚事件”中一幕幕人间悲剧，使我感到震惊和后怕。李昌、姚洁的现身说法材料录像及电视录像中已转化功友的心得体会，使我看到了李洪志说的和做的都相互矛盾。从那以后，我开始静下心来，不抱任何幻想，用正常人的心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和“法轮功”。
李洪志打着“真、善、忍”的幌子欺骗善良无知的人，说修炼法轮功能圆满上天国。而实际李洪志把一个个善良的人们引向了万丈深渊。李洪志说，“法轮功”没有组织，而我经历的“4·25”如果没有组织，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同时来到北京呢？
看清“法轮功”骗人的真相后，我坚决走出了邪教法轮功，我也希望善良的人们也能在“4·25”的真相中反思。
1997年，由于身体不好，与婆婆关系紧张，生活过得很无奈，我练了“法轮功”，逐渐被李洪志所谓的练功可以“上层次”、“求圆满”迷惑了，自认为找到了一块人间净土，心灵找到了寄托。
由于我的注意力集中到练功上，身体貌似不疼了，和婆婆关系似乎也有了好转，不再像以前那么记恨她了，还煽动婆婆和我一起练，她不识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她听，乡里很多人都费解，以前和现在的我截然两个人似的。因为每天很早起来打坐练功，我的精神似乎也好了很多，大家看着焕然一新的我都很是奇怪，我把这些都归功于“法轮功”，更加沉迷其中，也激起了埋藏在心中很久愿望，离开这个小山村，向往着“师父”描绘的“天国世界”，常常暗自感叹：“原来法轮功才是我一直寻找的希望，师父才是来拯救我的神！”
1998年我被推举为站点负责人，组织“学员”练功。自此以后，我更加死心塌地的修炼法轮功，对“师父”的话更是言听计从，不去怀疑“师父”的任何一句话。
1999年4月的一天，我刚从一个学员家学法回来，就接到县里老李的一个电话（当时一起练功的“同修”），说我们有个天津的“同修”被绑架，我们要在25日前赶到北京，去营救我们的“同修”，为他讨公道，同时让我组织几个学员和他们一起去，到了北京会有“同修”接我们。
放下电话我感觉自己肩负着“师父”的期望，马不停蹄的跑到邻村学员小赵家中商议此事，到了她家中把来意说明后，她显得很激动，说我们当然要去，回来后肯定就能“升天圆满”了，这是师父为我们“圆满”提供的一条捷径！她立刻拿出电话本，我们开始通知认识的同修。
24日晚上9点多，我们几个人集合在小赵的家中，读了“何祚庥关于中学生不准修炼法轮功”的文章和绑架天津同修的信息后，坐车赶到了北京，到了指定的地点，老李打了个电话，接我们的人很快就出现了，安排我们在德胜门附近的小旅店住了一晚。早上5点多，我们就起身来到中南海，那里已聚集了不少人，我们就随人流行动，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带我们来的同修说，前面就是中南海，是中央领导人办公的地方。我探头探脑好奇四处观望，临近中午时，人越聚越多，一眼望不到边。我就坐在那里，和身边的同修交谈一些修炼的体会，附近时不时有人来回走动，我按耐不住低声问老李：“我们要做什么，一直在这儿坐着吗？”我这么一问，老李也是一愣，好奇的四处张望，然后无奈的摇了摇头低语：“就看别人怎样，我们就怎样。”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都又累又饿，有人说找地方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来，这时，周围来回走动的人立刻上来阻拦，说事情还没有结果大家现在还不能走。直到晚上九点多，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走过，招呼大家说：大家都先回去吧。也没有听到过多的解释，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回走，离开中南海已经10点多了，回家的车早就没有了，我们又回到之前的小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才坐车回到家中。后来才知道自己参加了有名的“4·25”围攻中南海事件。
现在想来，我们虽然没有具体干什么，但是，我们的聚集本身却说明了法轮功是有组织的。另外，我们的行为也是违法的。而当时却不那样认为。甚至国家明令禁止练习“法轮功”，判定法轮功为邪教组织，我还多次到天安门“上访”“讨公道”“讲真相”，说“法轮功”没组织。
直到2000年9月，在李洪志《走向圆满》经文中所说的“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将来的位置是你们自己选择的”等话的煽动下，我们几个站点负责人一商议，决定再去天安门“上访”，为“法轮功”讨说法。最后，我由于扰乱社会秩序，于2000年9月被劳教一年。
入所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转化，我想谁也改变不了我。我时时痴想师父会来救我去“白日飞升”。在劳教所里，经过医生的检查，我的腰因为太久没有药物控制，现在已经压迫神经，如果再不及时治疗以后有可能会导致瘫痪。医生的话让我开始疑惑：我这么诚心的练功，怎么我的病没有好反而严重了呢？经过劳教所的药物治疗，我的病情很快有了好转，后来帮教人员单独为我播放了有关中外邪教残害生命的录像，帮助我分析了《转法轮》里很多自相矛盾的话，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开始思考：到底是谁错了？[Page]
看了“1·23自焚事件”中一幕幕人间悲剧，使我感到震惊和后怕。李昌、姚洁的现身说法材料录像及电视录像中已转化功友的心得体会，使我看到了李洪志说的和做的都相互矛盾。从那以后，我开始静下心来，不抱任何幻想，用正常人的心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和“法轮功”。
李洪志打着“真、善、忍”的幌子欺骗善良无知的人，说修炼法轮功能圆满上天国。而实际李洪志把一个个善良的人们引向了万丈深渊。李洪志说，“法轮功”没有组织，而我经历的“4·25”如果没有组织，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同时来到北京呢？
看清“法轮功”骗人的真相后，我坚决走出了邪教法轮功，我也希望善良的人们也能在“4·25”的真相中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