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我叫程良，家住四川省简阳市竹林乡。1993年，我从内江师专毕业后，回到家乡，在乡中心小学当起了一名教师。由于我工作上任劳任怨，勇于创新，取得了很不错的教育教学成绩，深受学生爱戴。1998年，新一届学校领导班子号召优秀教师下村小支教，我和同事刘有才主动申请到比较偏僻的柏树村小学任教。到村小任教后，因为离家都有好几里远，我们周一到周五便住在学校里的一间简陋的教室改装的寝室中。那里的生活异常单调。在忙碌的工作之后，我们休闲的方式就是看书、看电视。可是那里没有安线路，电视节目实在没什么好看的。后来，刘有才从家里带来了一台VCD，遇到周末回家，便从街上租些影碟，在第二个星期一带来看。有一次，他又带来了一盘光碟。就是这一盘光碟，使我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天吃过晚饭，刘有才说要让我好生看一盘“很有意思”的碟子，帮我治治咽炎、鼻炎、颈椎病呀什么的。然后，他开始放起了碟子，那是一盘李洪志“讲法“的录像。录像中，李洪志大肆鼓吹他创立的“法轮大法”是如何的神奇莫测，习练之后，生了再严重的、“常人”难以治好的病，都不用吃药打针就能恢复健康。更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我后来顶礼膜拜、恭敬有加的这位“师父”讲到，只要诚心修炼了他的大法，遇到什么劫难，他会用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法身”去保护，使之免遭意外。其实当时我觉得他讲得有点玄，似乎比武侠小说里的那些绝世高手们的功夫还要高深的多，太不可思议；但接着看了另一盘光碟——李洪志的一次“带功报告会”现场录像后，我逐渐打消了疑虑，想：那么多人都去参加报告会聆听“大师”讲法，人家怎么可能是信口胡吹呢？难道那么多人都是傻子？而且，据刘有才讲，他一个好友的老师是成都某高校的教授，也在近两年潜心修习法轮功，高血压、心脏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试想，一位大学教授该是何等学识渊博的人物，总不至于也上当受骗吧？
于是，从那时起，我决心学习“法轮神功”，一方面治疗我的多种职业病，另一方面也可以消磨我的业余时间。
我一面“虚心”向刘有才（他已从好友处学法轮功三月）求教，一面和他合资购买更多的“师父”讲法的光碟以及“师父”撰写的“重要著作”“研习”法轮功法。后来经刘有才的朋友打电话提醒，觉得合资购买，太拘泥于“常人心”，学习大法不够诚心，对自己“精进”“上层次”“得圆满”很不利。因而，我们咬咬牙，都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抠出一部分攒起来，凡遇星期天，都要到镇上或者城里书店转一转，见到和法轮功有关的光碟、磁带、书刊，都一股脑买来。为此，我没少挨妻子、老父老母的抱怨、责骂，但我却始终认为这些“常人”鼠目寸光，不可理喻，继续无怨无悔地为“修炼得道”努力着（现在想来，“师父”反复强调要“去执著”，我这么做其实有违他的教诲）。
除了不惜血本购买学习资料、两人互相“探讨”学习方法外，我和刘有才还经常与他的那位在成都的朋友（我称他为“成都同修”）通过电话、书信交流学习心得。再后来，我们干脆乘车到成都去与他当面交流（他偶尔也到我们这来），以便使自己“长功”。为此，我们常常编造各种理由请假；至于往返成都所花的车旅费，我已记不清有多少。
我越是深入学习法轮功，越是觉得“师父”了不起，他不光要传我们强身健体的功法，更重要的是要我们以“德”为重，牢记“真、善、忍”，不断修炼心性，使自己的身体得到净化，将来能到“天国”去。不过，在我练习法轮功半年左右时，曾产生过一些困惑，因为自己的病并没什么好转，但很快，我便消除了怀疑——刘有才和“成都同修”都告诉我，那可能是我学习大法时间尚短层次不够，还没有完全掌握方法；再说，病没有治好并非坏事，“师父”讲过“有病是消业”，病越多，越能考验人。因此，我继续坚定不移地学法。为了使自己的修炼上到更高层次，我和刘有才还积极“弘法”：有时利用上课向学生讲授“真善忍”的“宇宙特性”，或者在与家长的交谈中大力宣扬“法轮大法好”，劝更多的人加入学法队伍。
1999年，国家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组织并予以取缔，我们觉得实在难以理解。而更要命的是，村小教师组长向中心校校长汇报了我们的情况，校长开始干涉我们的学法“事业”——不再批准我们请没有确切证据的病假事假，限制我们外出；禁止我们向任何人传授法轮功，自己必须停止练功，脱离法轮功组织。我们觉得校长是愚昧的“常人”，分不清是非，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学法。在我们作出书面保证后，继续留在村小上班。不久，“成都同修”又联系上了我们，鼓动我们恢复练功，并且劝我们不但要学法，还要积极站出来“护法”。我们“茅塞顿开”，一方面利用周末在家中秘密看书“学法”（光碟和磁带已全部上缴，只有部分书籍还藏在家里），一方面印发传单表明法轮功及修炼者的“清白”。有一次半夜，我又起来“学法”，却被妻子发现了，与我大吵了一架，我虽然告诫自己要忍，但最终没能忍住，扇了她两耳光。妻子早就对我因痴迷于练功而不顾她和孩子及整个家庭的做法感到不满，这两耳光使她下定了决心与我离婚，她在我父母的哀求和泪眼中，带着两岁的儿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不但没有后悔，反而觉得少了一道阻我学法的障碍。那以后，父母的唠叨、责骂更加频繁，但我也只当是师父设置的另一道关，考验我的心诚与否。[Page]
由于妻子和父母都未及时揭发我，我依然为“弘法”“护法”努力着。2000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刘有才趁逢场天人多拥挤，一人带一个公文包，内装二十份“大法”宣传品，专找那些背背篓的，将宣传品“巧妙”地放进背篓，结果我俩先后被警察抓住，交给了学校处理。学校花了半年时间，由几个领导轮流对我们进行帮教，并让我每月用书面形式进行反思，汇报思想认识，我表面“屈服”了，可内心却觉得这些“常人”是愚蠢的肮脏的垃圾，根本不配与我们“修炼人”谈话。因此，帮教停止后，我们“休整”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了“护法”活动，向世人“讲真相”。2002年初，我因散发邪教宣传品、组织串联和上访，扰乱社会秩序，最终被劳教一年。
刚进劳教所时，我总想，这是师父对我的更大考验，只要忍过去，我的“业力”就会大幅消减，使修炼更上一个层次，那么离“圆满”就更近了。当负责帮教我的张警官与我谈话时，我总是冷冷地看着他，一会儿把他看作是庸俗不堪的常人，不值得理会；一会把他当作横在我修炼路上的妖魔，默发正念要除掉他；一会又认为他是我要救度的众生之一，要拉他一把。不管我怎样对待他，他总是耐心地开导我，给我讲李洪志是如何骗取钱财、如何利用歪理邪说对法轮功习练者进行精神控制、如何甘当反华势力走狗的；是如何贪婪、阴险、虚伪的。我当然不信。他又陪我观看了许多揭露李洪志老底和法轮功荼毒生灵铁证的光碟，并听被转化人员的现身说法。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帮教，我内心逐渐有所触动，联想到自己“学法”几年来，妻离子散，父亲病情加重母亲衰老加快，自己工作不力误人子弟，耗去家中大量钱财，经受了这种种磨难却仍然实现不了一丁点“师父”所谓的“圆满”。特别是后来通过对李洪志歪理邪说的矛盾和荒谬之处进行了理性思考，我终于一下子惊醒，原来我几年来走过的路是一条邪路，经历的那一段往事是多么不堪回首！好在我还年轻，这个社会是大度的，还能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那天吃过晚饭，刘有才说要让我好生看一盘“很有意思”的碟子，帮我治治咽炎、鼻炎、颈椎病呀什么的。然后，他开始放起了碟子，那是一盘李洪志“讲法“的录像。录像中，李洪志大肆鼓吹他创立的“法轮大法”是如何的神奇莫测，习练之后，生了再严重的、“常人”难以治好的病，都不用吃药打针就能恢复健康。更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我后来顶礼膜拜、恭敬有加的这位“师父”讲到，只要诚心修炼了他的大法，遇到什么劫难，他会用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法身”去保护，使之免遭意外。其实当时我觉得他讲得有点玄，似乎比武侠小说里的那些绝世高手们的功夫还要高深的多，太不可思议；但接着看了另一盘光碟——李洪志的一次“带功报告会”现场录像后，我逐渐打消了疑虑，想：那么多人都去参加报告会聆听“大师”讲法，人家怎么可能是信口胡吹呢？难道那么多人都是傻子？而且，据刘有才讲，他一个好友的老师是成都某高校的教授，也在近两年潜心修习法轮功，高血压、心脏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试想，一位大学教授该是何等学识渊博的人物，总不至于也上当受骗吧？
于是，从那时起，我决心学习“法轮神功”，一方面治疗我的多种职业病，另一方面也可以消磨我的业余时间。
我一面“虚心”向刘有才（他已从好友处学法轮功三月）求教，一面和他合资购买更多的“师父”讲法的光碟以及“师父”撰写的“重要著作”“研习”法轮功法。后来经刘有才的朋友打电话提醒，觉得合资购买，太拘泥于“常人心”，学习大法不够诚心，对自己“精进”“上层次”“得圆满”很不利。因而，我们咬咬牙，都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抠出一部分攒起来，凡遇星期天，都要到镇上或者城里书店转一转，见到和法轮功有关的光碟、磁带、书刊，都一股脑买来。为此，我没少挨妻子、老父老母的抱怨、责骂，但我却始终认为这些“常人”鼠目寸光，不可理喻，继续无怨无悔地为“修炼得道”努力着（现在想来，“师父”反复强调要“去执著”，我这么做其实有违他的教诲）。
除了不惜血本购买学习资料、两人互相“探讨”学习方法外，我和刘有才还经常与他的那位在成都的朋友（我称他为“成都同修”）通过电话、书信交流学习心得。再后来，我们干脆乘车到成都去与他当面交流（他偶尔也到我们这来），以便使自己“长功”。为此，我们常常编造各种理由请假；至于往返成都所花的车旅费，我已记不清有多少。
我越是深入学习法轮功，越是觉得“师父”了不起，他不光要传我们强身健体的功法，更重要的是要我们以“德”为重，牢记“真、善、忍”，不断修炼心性，使自己的身体得到净化，将来能到“天国”去。不过，在我练习法轮功半年左右时，曾产生过一些困惑，因为自己的病并没什么好转，但很快，我便消除了怀疑——刘有才和“成都同修”都告诉我，那可能是我学习大法时间尚短层次不够，还没有完全掌握方法；再说，病没有治好并非坏事，“师父”讲过“有病是消业”，病越多，越能考验人。因此，我继续坚定不移地学法。为了使自己的修炼上到更高层次，我和刘有才还积极“弘法”：有时利用上课向学生讲授“真善忍”的“宇宙特性”，或者在与家长的交谈中大力宣扬“法轮大法好”，劝更多的人加入学法队伍。
1999年，国家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组织并予以取缔，我们觉得实在难以理解。而更要命的是，村小教师组长向中心校校长汇报了我们的情况，校长开始干涉我们的学法“事业”——不再批准我们请没有确切证据的病假事假，限制我们外出；禁止我们向任何人传授法轮功，自己必须停止练功，脱离法轮功组织。我们觉得校长是愚昧的“常人”，分不清是非，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学法。在我们作出书面保证后，继续留在村小上班。不久，“成都同修”又联系上了我们，鼓动我们恢复练功，并且劝我们不但要学法，还要积极站出来“护法”。我们“茅塞顿开”，一方面利用周末在家中秘密看书“学法”（光碟和磁带已全部上缴，只有部分书籍还藏在家里），一方面印发传单表明法轮功及修炼者的“清白”。有一次半夜，我又起来“学法”，却被妻子发现了，与我大吵了一架，我虽然告诫自己要忍，但最终没能忍住，扇了她两耳光。妻子早就对我因痴迷于练功而不顾她和孩子及整个家庭的做法感到不满，这两耳光使她下定了决心与我离婚，她在我父母的哀求和泪眼中，带着两岁的儿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不但没有后悔，反而觉得少了一道阻我学法的障碍。那以后，父母的唠叨、责骂更加频繁，但我也只当是师父设置的另一道关，考验我的心诚与否。[Page]
由于妻子和父母都未及时揭发我，我依然为“弘法”“护法”努力着。2000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刘有才趁逢场天人多拥挤，一人带一个公文包，内装二十份“大法”宣传品，专找那些背背篓的，将宣传品“巧妙”地放进背篓，结果我俩先后被警察抓住，交给了学校处理。学校花了半年时间，由几个领导轮流对我们进行帮教，并让我每月用书面形式进行反思，汇报思想认识，我表面“屈服”了，可内心却觉得这些“常人”是愚蠢的肮脏的垃圾，根本不配与我们“修炼人”谈话。因此，帮教停止后，我们“休整”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了“护法”活动，向世人“讲真相”。2002年初，我因散发邪教宣传品、组织串联和上访，扰乱社会秩序，最终被劳教一年。
刚进劳教所时，我总想，这是师父对我的更大考验，只要忍过去，我的“业力”就会大幅消减，使修炼更上一个层次，那么离“圆满”就更近了。当负责帮教我的张警官与我谈话时，我总是冷冷地看着他，一会儿把他看作是庸俗不堪的常人，不值得理会；一会把他当作横在我修炼路上的妖魔，默发正念要除掉他；一会又认为他是我要救度的众生之一，要拉他一把。不管我怎样对待他，他总是耐心地开导我，给我讲李洪志是如何骗取钱财、如何利用歪理邪说对法轮功习练者进行精神控制、如何甘当反华势力走狗的；是如何贪婪、阴险、虚伪的。我当然不信。他又陪我观看了许多揭露李洪志老底和法轮功荼毒生灵铁证的光碟，并听被转化人员的现身说法。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帮教，我内心逐渐有所触动，联想到自己“学法”几年来，妻离子散，父亲病情加重母亲衰老加快，自己工作不力误人子弟，耗去家中大量钱财，经受了这种种磨难却仍然实现不了一丁点“师父”所谓的“圆满”。特别是后来通过对李洪志歪理邪说的矛盾和荒谬之处进行了理性思考，我终于一下子惊醒，原来我几年来走过的路是一条邪路，经历的那一段往事是多么不堪回首！好在我还年轻，这个社会是大度的，还能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