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农村防范治理邪教“门徒会”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为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当前仍面临着不少困难与挑战，特别是在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任务繁重”，“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加倍努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好形势。”

    吉林省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60%以上，农村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中等位置。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邪教活动逐渐成为影响吉林省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社会毒瘤。吉林省是邪教“法轮功”的发源地和重灾区，也是其它各类邪教组织活动较为猖獗的地区之一。其中，邪教组织“门徒会”以其裹挟群众数量多、波及地区广，违法犯罪活动频繁、屡禁不绝等特征，成为构建和谐吉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隐患。地处吉林省西部的白城市是“门徒会”传入较早、信众较多、邪教活动频发的地区，也是吉林省开展反邪教斗争工作扎实、成效显著、并取得丰富斗争经验的地区。因此，本课题以白城市“门徒会”组织的现状和取缔邪教“门徒会”工作的成功经验为研究基础，结合全省情况，对防范、治理、打击“门徒会”违法犯罪活动进行对策研究。

    一、现代灵恩运动与门徒会

   “灵恩”（chairmatic）在基督教义中的意思是”恩赐”，但在灵恩派的解释中则是指一些神秘现象，如说方言、发预言、驱魔、医病以及身体上不能自我控制的一些表现等。灵恩派的聚会着重于煽动人的情绪，使人极度亢奋，思维处于混乱状态，然后把这种思维的混乱表现冒称圣灵。由于灵恩运动过分强调主观过程，崇尚超自然的经历，导致一些信徒见到特殊的影像，听到特殊的声音，便以为是得到了神灵的启示，并将自己的经历绝对化。这曾给基督教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同时，也为衍生邪教埋下了伏笔。

    灵恩运动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基督教内认为，“从使徒时代以来，历代都有以个人神秘经历为荣，轻视甚至鄙视真理教导的基督徒”。一般认为，灵恩运动的始祖是公元二世纪的一个异端教派孟他努派(montanism)。孟他努宣称，“我领受的启示超过圣灵给保罗和彼得的启示。”因此，他经常以圣灵代言人的身份，讲“方言”、发预言、行神迹。孟他努派的信徒热衷唱灵歌，跳灵舞，认为从山上跳下去，圣灵会保佑，结果导致一个叫masin的女孩从山上跳下去摔死。由于有种种异端倾向，孟他努派一直被主流教会所排斥，不久即销声匿迹。直到18世纪初，灵恩派才重新兴起。十九世纪初，苏格兰的宗教领袖欧文牧师创立了天主教的使徒会，他们既说“方言”，也讲预言，并且设立了十二使徒。（中国当代“门徒会”是否从中受到了启示？）

    现代灵恩运动是20世纪以来兴起于北美并波及全球的三次基督教会（包括部分天主教会）内部的宗教运动，因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酷似海浪，所以被称为三波。

    第一波灵恩运动于1901年起源于美国，因成立了五旬节教会，被称为“五旬节运动”。其代表人物为查尔斯·帕翰(charles·parham)威廉·西摩(wlliom·seymour)等人。五旬节教会以说方言为受圣灵之浸的标志，强调圣经灵感，即可成圣，成神医等。他们在全美组织了一系列以追求圣灵击倒、说方言、医病等“属灵恩赐”为特征的信徒聚会，并前往欧洲布道，从而促发了欧洲的福音奋兴运动。

    第二波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的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亦称“新五旬节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庇利斯(devidplessis)、班纳德等人。第二波灵恩运动主要在各基督教会分散传播，但在天主教会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主张基督徒要反复受圣灵之浸，目的是为了逐渐成圣，并获得恩赐的能力。

    第三波灵恩运动兴起于1973年，因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的一些教会经常在葡萄园聚会而被称为“葡萄园运动”，又称“多伦多祝福”。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温·约翰(john·winber)，加力信(kenn·gullikson)等人。葡萄园运动视大哭大笑大吼为被圣灵充满的标志，他们特别看重行异能和按手祷告医病等，所以又被称为 “神医布道”或“权能布道。”

    现代灵恩运动也被称作方言运动，由于其存在着诸多的混乱与谬误，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绝大多数基督徒的抵制与批判，被教内人士称为“撒旦最后的呕吐物”。

    那么，发端于美国的现代灵恩运动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的宗教界，当代邪教“门徒会”又是如何与它一脉相承的呢？

    第一波灵恩运动早在1910年就开始进入中国，“五旬节教会”等灵恩派教会开始在中国布道。他们主要的活动地点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以传福音的方式传播说方言、唱灵歌、跳舞等，在华人基督徒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久中国就出现了以魏保罗、张灵生、倪柝生、王载等人为代表的第一批本土灵恩派布道者。1919年，魏保罗在山东潍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基督徒的灵恩教会——真耶稣教会。这个教会主张说方言，以唱灵歌、跳灵舞等方式进行宗教活动。1921年，倪柝生、王载等人受英国灵恩派的影响脱离了正统教会，并在福州成立了一个带有浓厚灵恩派色彩的新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这个教会由于吸收了犹太妇女信徒祷吿时蒙黑头巾的方式，所以又被称作“蒙头会”。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邪教组织“呼喊派”的前身。“门徒会”在一些地方被称作“蒙头教”，其历史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邪教呼喊派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于美国，教主为美籍华人李常受。因信徒们在聚会时要连续重复地大声呼喊“主啊”、“阿里路亚”等，以此“释放灵”而得名。呼喊派大搞教主崇拜，称李常受为“常受主”，认为要呼喊“常受主”才能得救，并且散发传单，宣称李常受是活基督。李常受为了神化自己，否认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把自己封为上帝的“第四位格”，其子李梦泽为“第五为格”。李常受认为圣经并非信徒必读的经典，信徒只要活在“灵”之中就可以了。呼喊派具有明显的灵恩派顷向，因而被正统的基督教会认做异端。

    呼喊派在20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首先在安徽立足，之后迅建蔓延到全国的20多个省市，其邪教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一是宣扬“末世论”，极力制造恐慌，以“惊醒世人”；二是具有明显的反社会顷向，信徒秘密聚会时，散布对人类失望厌恶的言论，发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三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密谋改朝换代。

    呼喊派最初主要是在农村活动，羽翼丰满后开始进入城市，并极力从知识分子、干部、党员中发展信徒。1983年，因妨碍社会公共秩序被政府依法取缔。但取缔后呼喊派转入地下，继续与社会相对抗，其势力也不断膨胀。1995年被定为邪教后再次予以取缔，但至今阴魂不散。

   “门徒会”教主季三保在呼喊派传入陕西后，即于1982年与妻子许明潮加入了该组织，并成为其骨干成员。在政府依法取缔呼喊派后，身为该组织地方负责人的季三保不仅通过转入地下逃避了公安机关的打击，而且还利用他从呼喊派“真耶穌教会”等灵恩派组织中学到的传播手段（如唱灵歌、跳灵舞、过灵气、说方言等），继续在陕南一带流窜传教。1985年，季三保用灵恩派的观点曲解《圣经》，编撰了后来成为“门徒会”基本教义的《七步灵程》，并四处招揽信徒。几年后，季、许二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989年农历正月十五召集信徒在自己家中举行会议。季三保在会上宣布，“耶和华与我直接对话，已定我为先知，是神的替身。”并同时选定了“十二门徒”。由此，“门徒会”正式出笼。通过对灵恩派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门徒会”无论是从其基本教义，还是从组织形式（如拣选“十二门徒”）、活动方式（如蒙头巾）上看，都具有鲜明的灵恩派色彩，它是现代灵恩运动在中国农村大地上的变种。[Page]

     二、吉林省防范治理邪教“门徒会”的基本情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吉林省冒用宗教名义的各种邪教组织进行宣传、渗透、破坏的情况较为严重，除最大的邪教组织“法轮功”外，“实际神”、“观音法门”、“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门徒会”等邪教在全省农村地区活动猖獗，对构建平安吉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成了现实威胁。其中，“门徒会”的信徒众多、活动范围广、造成的社会危害大，是吉林省防范、治理、打击邪教活动的重点对象。

    按照其组织机构层次，“门徒会”在长春市设有分会1个，全省及吉辽边界处设小会6个，小分会数十处，教会点百余处及数量众多的聚会点。主要活动区域在长春、四平、松原、白城等地。全盛时期裹挟群众数十万人。课题组对白城市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重点调查研究。

  （一）“门徒会”在白城市的活动状况

    1．冒用宗教名义进行邪教渗透。邪教“门徒会”是1997—1998年期间由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传入白城市的。传教人员打着正统基督教的幌子，秘密进行传教活动。该组织首先在偏远农村地区立足，后向中心乡镇蔓延，现在已经滲透到了城市。由于“门徒会”邪教具有较大的欺骗性，最初，农村广大群众对它的真面目并不了解，只是根据其活动方式和所宣传的教义，称其为“蒙头教”、“长粮教”、“摸教”等，其中，“蒙头教”是当地百姓对它的主要称呼，甚至连“蒙头教”成员也自称信奉的是基督教，但是问到他们具体信奉的是哪个主，他们则说是“季三赎”（也就是季三保）或“三赎基督”。而询问他们什么是“门徒会”时，这些“蒙头教”的普通成员却一无所知。但是，通过调研发现，“蒙头教”与“门徒会”所信奉的教主，宣扬的教义，传播手段，邪教活动方式等基本一致，从而认定“蒙头教”就是“门徒会”。（有些地区也把“门徒会”称为“蒙福派”、“二两粮教”、“旷野窄门”等）。

    2．秘密发展组织。“门徒会”是一个体系严密的邪教组织，传入白城市后，其骨干成员以“传福音”的方式非法传教布道，秘密建立组织，使“蒙头教”逐渐坐大，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体系完备、教义宗旨清晰、活动方式诡秘、裹挟人员众多、对社会威胁最大的邪教组织。根据已掌握的情况，2007年，全市已发现“门徒会”小会一个，小分会五个，教会点近百个，聚会点数百个。全市实名登记骨干成员××××人，初步统计受裹挟群众×××××余人，但实际数字远大于此。仅大安市（县级市）就有聚会点百余处，查处骨干成员××××人，已解脱受裹挟群众××××人。

    3．非法传教布道，宣传歪理邪说。“门徒会”自称是基督教的一支，以《圣经》为自已的经典。但事实上季三保只是摘录了《圣经》中的一些词句，按照自已的主观意图，随心所欲地对《圣经》予以取舍，对基督教义进行篡改，编造了一套自已的歪理邪说，并以此妖言惑众，为害社会。“门徒会”的歪理邪说主要体现在其基本教义《七步灵程》，以及邪教宣传品《闪光的灵程》、《打倒东方风俗》、《汉中天国梦》等小册子中。主要内容是：

    第一，制造教主崇拜。季三保自称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基督。“门徒会”信徒称季三保与许明潮灵里成为夫妻，二人分别是耶稣和圣灵，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规定信徒必须信奉“三赎”，祈祷时要奉“三赎基督”之名，并且必须见到代表他的白光，否则说明神没有和他们同在。为了神化季三保，“门徒会”虚构了许多奇异的现象，用许多“见証”竭力神化季三保。例如，说季三保祷告时能看到天堂，全地球，能看透人的肺腑心脏，能听到神的声音，这是经常的事。在一次祷告时，“魂游象外，看见了天堂，神父坐在宝座上，耶稣坐他右边，天使军摆两行”，暗示季三保是上帝之子，受命于天，力图将其神化成一个“圣人”、“真命天子”。[Page]

    第二，宣杨“末世论”。为了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门徒会”宣称20世纪末要出现大劫难，不信神的要死光，并描绘出了一幅恐怖的末世景象，“地震、水灾、洪水、冰雹、瘟疫、蝗虫、风暴等将袭击人类，坏人要死光，好人要死掉一半”，“世界末日很快到来，信教的人上天堂，不信教的人下地狱”。那么如何躲避这场浩劫呢？只有信奉“三赎基督”。所以“门徒会”要求会众每天祷告，常唱灵歌，星期天放弃生产劳动守安息等。而一些虔诚的信徒们也真的相信世界末日已经为时不远，主动放弃了世上的一切追求，整天祷告，不再种田，变卖家产，准备升天。为了吸引会众，“门徒会”的宣传材料中写道，“主说，通向地狱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但你们不能去那里，你们要走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它通向天堂”。其真实的的含义是说，合法教堂是“宽门”，会把人引向死亡，要想得到生命的救赎，就必须走“窄门”。所谓“窄门”就是”门徒会“自已的聚会场所，大多在信徒家中，有时也在旷野。所以它又有“旷野窄门”之称。

    第三，鼓吹祷告治病。“门徒会”四处散布信奉“季三赎”能够有病不吃药，祷告病就好。信口胡说什么“天国是个大医院，许多病人都来看，耶稣当医生，他有高手段，治病赶鬼不要钱”、“祷告能使瞎子见光明，瘸子走路，死人复活”，等等。这一点很具有盅惑力，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医疗条件落后，加上无钱治病，许多受蒙蔽的群众就把加入“门徒会”当成防病治病的一种途径。一些信徒有病不求医，因延误病情而导致死亡。

    第四，倡导吃“赐福粮”、“生命粮”。吃“生命粮”是“门徒会”信徒操练灵性的一种途经。“门徒会”要求信徒每天吃饭不得超过二两粮，吃的越少说明他的灵性越高，反之就表明其尚未真心忏悔。他们鼓吹，如果能严格按此要求做，上帝就必使他有吃不完的粮食。他们强调生命粮是蒙福的标准，并说“一天只吃二两粮，种庄稼没有用”。“生命粮”的依据是根据《圣经》中耶稣用五餅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穷寡妇一把面、一点油度过荒年的记载。许多“门徒会”成员面黄肌瘦，究其原因，是由于每天只吃二两所谓的“生命粮”，造成营养不良导致的结果。另外，“门徒会”还散布“学生信主不学也自通”的邪说，致使不少中小学生辍学。

    第五，主张打倒旧风俗，建立主内人际关系。“门徒会”通过一系列内部规定，干扰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要求其信众“注重天上事，看淡人间世俗”，不过世俗节日，不用钱财结交朋友，不搞人情送礼。他们称不信教的为“外邦人”，要求成员不与“外邦人”结亲。“门徒会”制定了“婚办”规定，以婚姻是神的安排为借口，搞所谓“开办婚姻”，限制成员与不信教的人结婚，要求成员“与神成为一灵，男女成为一灵，信神不能嫁外人，信神不能娶外邦”。从而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损害了受蒙蔽群众的合法权益。

    第六，公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煽动推翻政府。“门徒会”极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说，“黑暗掌权，魔鬼撤旦（指共产党）为非作歹，黑暗已深，白昼将近，”要为“执政”（指季三保）掌权竭力祷告，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君王”（指国家领导人）管得住我们的肉体，管不住我们的灵魂，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与共产党干到底”，等等。邪教宣传品《汉中天国梦》、《透天机》中狂热吹捧季三保是“真龙天子”，是“明君”，鼓动信众造反，杀尽党政领导干部，建立“基督天国”，气焰十分嚣张。当年季三保等的目标是占领陕西汉中市，住进汉中的高级宾馆。而现在“门徒会”的野心则要大得多。但是，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白城市的“门徒会”信徒只是在内部发泄其对社会的不满，目前尚未发现有公开的反党反政府行为。[Page]

    4．“门徒会”的活动特点。“门徒会”传入白城市已有10年之久，虽经取缔，但其被摧毁的组织体系不久即死灰复燃，且逐渐坐大，并由农村向城市蔓延。这主要是与其组织行为方式有直接关系。“门徒会”的活动特点是：

    第一，活动具有隐蔽性。“门徒会”有严格的内部制度，行为方式十分诡秘，他们一般不暴露组织体系和成员数量，上下级之间实行单线联系，下线不允许主动与上线联系，成员之间不讲真实姓名，只以兄弟姐妹相称。他们秘密发展成员，暗中扩大势力，静待时机成熟以求一逞，活动时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第二，宣传具有欺骗性。“门徒会”对外宣称是真正基督教，表面上也读《圣经》，也唱赞美诗，很容易使普通群众误认为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加之其教义形式通俗，内容易懂，迎合了一部分群众的心理需求，很容易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所接受。特别是其实行的内部周济制度，被美化成“神向人施行救恩的实施过程”，对社会弱势群体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应者云集。

    第三，控制成员具有胁迫性。威胁恐嚇是所有邪控制成员的惯用手段，“门徒会”也不例外。他们采取种种心理暗示手法，利用其教义在精神上控制成员，他们宣称，只有死心塌地去为“教会”工作，听从“教主”的指挥，才能躲过劫难，进入天堂。如果背叛，必将受到神的惩罚，神形具灭。使误入邪教的群众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在实施精神控制的同时，还对有脱离倾向的信徒施以暴力。

    第四，信徒具有顽固性。邪教教徒在精神控制的禁锢下会越陷越深，最终成为狂想型的精神病人。他们丧失理智和良知，往往会做出令人难以理解的违法犯罪或丧失基本人伦道德的事情，危害极大。“门徒会”威胁信众，如果谁向政府反映教会的情况，就是出卖“主”的叛徒犹大，不但要受到神的惩罚，而且其内部也会群起而攻之。因此，许多成员态度相当顽固，拒不接受政府的处理，增加了教育转化工作的难度。

    第五，发展具有连锁性。“门徒会”是以家庭为中心向外扩展成员的，往往是一人信教，家庭成员也随之信教，然后再向亲属群中扩展，致使其邪教组织呈连锁型快速发展。在已掌握的“门徒会”成员中有许多是配偶、子女或亲属关系。一些县一个月就能发展成员数百人，速度相当惊人。

  （二）“门徒会”的社会危害

   “门徒会”的发展蔓延对白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危害，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其社会危害主要表现在；

    1．破坏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在“门徒会”歪理邪说的盅惑下，一些信徒相信“主”可以赐给钱粮，“种庄稼没有用”，主动放弃了农业生产，致使田地荒芜，收入下降。有些本已脱贫的农民因此而返贫；有些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于是放弃劳动，变卖家产，甚至卖掉拖拉机，拆掉大棚，吃光用光，等待“主”带领他们升天；有些人入教后为了“开新工”（门徒会规定信徒每月要发展10人入教，拉的人越多，对主的奉献就越大）离家外出传教，导致家中田地无人耕种，房屋损害也不维修，老人儿童无人照顾。据统计，全市有数百人长年在外跨区传教；一些信徒遵从不与“外邦人”结亲、交往的规定，自我封闭，导致邻里关系不睦，婚姻家庭关系恶化。白城市农村本属贫困地区，在“门徒会”的祸乱下，使本来就在低水平徘徊的农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陷入窘境。

    2．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门徒会”信徒大多相信祷告治病、赶鬼驱邪的说教，他们有病拒绝就医，不打针不吃药，使许多患者贻误治疗，病情加重，由此而导致死亡的屡见不鲜。洮南市蛟流河乡村民王福清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该乡“门徒会”成员裴XX、杨XX等串联50余名信徒，前往王家为其祷告治病，并称能让王10分钟之内站起来。但“神”的力量最终也没有留住王福清的生命；镇赉县客运站退休职工吕桂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信奉“门徒会”邪教后即停止服药和治疗，在一次信众聚会时突发心脏病死亡；通榆县乌兰花镇一名儿童煤气中毒，由于其家长是“门徒会”信徒，所以没有及时送医院抢救，而是由其家长率众跪地祷告达二天，致使孩子不治死亡；等等。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邪教就是害人教。[Page]

    3．干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在一些“门徒会”成员集中的村屯，邪说盛行，邪教宣传品泛滥，有的信徒公然在门上悬挂邪教标志十字旌旗（也叫得胜旗，寓意夺取政权），致使农民正常的文化娱乐生活无法开展；有的信徒相信“无师自通”的邪说，逼迫子女退学随其信教，使农村“普九”得不到全面落实；在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过程中，有的信徒以“信主不得病，而且能治病”为借口，拒绝加入合作医疗，同时也使其家人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在个别乡镇还出现了男女信徒一起蒙着白被，熄灯后相互乱摸，甚至集体淫乱的情况，并称这是神的抚摸，严重败坏了农村的社会风气。所以，当地百姓也称“蒙头教”为“摸教”。

    4．侵蚀党政干部队伍。“门徒会”势力恶性膨胀后，开始由农民群体向党员干部队伍中渗透，少数党员、乡镇村干部也加入了“门徒会”。例如，通榆县团结乡党委宣传委员孙X（女），从2003年开始信奉邪教“门徒会”，她的公开身份是做党务工作，暗中却四处传播“门徒会”的歪理邪说；开通镇计生委干部王XX，在教会中担任执事，多次组织信徒非法聚会，最大规模达×××多人；省劳改局干部，某派出所副所长王X是“门徒会”的骨干，一年内仅在四方陀子一地就发展会众×××余人；通榆县法院一名党员老干部身患癌症，加入“门徒会”不久，就公开宣称信“主”后癌症已不治自愈。党员、干部加入“门徒会”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负面影响很大，具有误导群众的危害。

    5．危及基层政权。“门徒会”的行动纲领是“先争人心，后夺政权”。在“门徒会”势力较大的一些地方，农民的心目中只有教会，基层党政组织的威信已荡然无存。有的村党支部、村委会在决策前要先征求教会的意见；少数村的换届选举工作已经被教会所把持，“管理民主”变成了“主管理民”。某村为维修村路每户集资2元钱，半个月都没有缴上来。而教会为邪教活动每户集资10元钱，仅两天就缴齐。该村村委会主任感叹道“这村委会还不如教会！”目前，白城市的“门徒会”组织虽然还没有公开亮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旗帜，但他们一旦认为自已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时机已经成熟，必然会像“法轮功”一样跳出来，形成一股与党和政府相抗衡的反动势力。

  （三）防范治理邪教“门徒会”的主要措施和体会

   “门徒会”自传入白城市后，经过数年的暗中发展，逐渐成为一个组织体系完备、蔓延范围广泛、违法活动突出、裹挟人员众多的邪教组织，对全市的政治稳定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为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白城市委、市政府从牢固树立党的威信和形象的战略高度出发，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取缔“门徒会”邪教组织的行动。

    1．指导思想。坚决貫彻党中央“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有效处置”和“依法打极少数，教育挽救绝大多数”的工作方针，采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削弱“门徒会”的社会基础，消除其现实危害和潜在威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2．广泛发动群众，深入调查摸底。全市以乡镇（街道）为单位，由相关行政司法部门和村党支部负责人组成工作组，按照“乡不漏村，村不漏屯，屯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原则，对“门徒会”的活动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在村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配合协助下，排查出教会点执事以上骨干××××余人，团伙××个，聚会点百余处，基本查清了“门徒会”组织体系。

    3．宣传教育受裹挟群众，孤立分化少数骨干分子。为了使广大群众认清“门徒会”的邪教本质，瓦解“门徒会”的组织系统，白城市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一是由公安机关制定《取缔“门徒会”邪教组织的通告》，逐村屯张贴，确保每个村屯有一张以上的取缔通告，共张贴66880张；二是各县级电视台连续播放纪录片《揭穿“门徒会”的骗局》，全市累计播放440小时，并向所有乡镇（街道）发放该光盘，用于经常性的教育活动；三是在市区悬挂反邪教宣传条幅，在各乡镇村屯刷写永久性反邪教标语；四是成立反邪教宣讲团，以“防范抵制邪教，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采取“六进”的方式（进社区、进村屯、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居民户），面对面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直接受教育群众达2万余人；五是开展专门教育，有针对性地对5000多名“门徒会”一般成员进行了认清邪教危害的教育。大安市根据本地实际，举办了反邪教宣传一条街、宣传日、宣传集市等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防范处理邪教问题的政策法规，揭露“门徒会”的邪教本质和现实危害，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同和欢迎。[Page]

    4．开展警示教育大攻坚行动。对经教育挽救仍执迷不悟的少数“门徒会”骨干分子、顽固分子，白城市围绕打击极少数，警示教育大多数的工作中心，以打击顽固坚持邪教立场的个别信徒为手段，以揭露其违法犯罪行为为重点，开展了警示教育大攻坚行动。对确有悔改表现的人员进行了教育训诫，对极个别社会危害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法律的“门徒会”上层人员予以严历惩处。

    5．开展“三回头”工作。为了巩固取缔“门徒会”的斗争成果，白城市组织开展了“回头看、回头查、回头打”工作。即“回头看”，看各级领导是否重视，各项责任措施是否落实，宣传是否到位，群众知情度是否高；“回头查”，查各地“门徒会”成员是否登记造册，是否有漏排现象，坚决消灭空白死角；“回头打”，就是要深挖“门徒会”的组织体系，对少数漏网的上层骨干成员继续施以重拳打击。

    6．建立防范治理邪教的长效机制。“门徒会”作为一个为害社会多年的邪教组织，不可能通过几次打击就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白城市围绕防范治理邪教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建设，在八个方面建立起长效机制；一是组织领导机制；二是警示教育机制；三是摸底排查机制；四是教育挽救机制；五是防范控制机制；六是深挖打击机制；七是清除邪教宣传机制；八是奖励问责机制。

    白城市防范治理邪教“门徒会”的行动取得了实效，锻炼了队伍，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在实战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同时在取缔行动中也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思路，为全省深入开展反对“法轮功”、“门徒会”及其它邪教的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三、邪教在农村地区滋生蔓延的社会因素分析

    回顾20多年来我国邪教与反邪教反复较量、斗争的历史，除“法轮功”这一特例外，无论是本土邪教，还是外来邪教，绝大多数都是首先在农村立足，随即迅速蔓延、扩张后再逐渐向城市渗透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农村包围城市”态势。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学者、宗教学者、“三农”问题研究学者以及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人对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背景、环境及诸关联因素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入探讨。我们认为，像“门徒会”、“实际神”、“观音法门”之类的邪教，之所以能够在广大农村的土壤上扎根、发芽、以至泛滥成灾，既非偶然，也绝不是巧合，而是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深厚文化积淀背景的。

  （一）贫困是邪教多发于农村的直接诱因

    邪教活动频发于农村，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在中国的历史上向来如此。近年来被我国政府认定的数种邪教，主要发源地是西部地区，而像“珠三角”、“长三角”这类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邪教活动的发生率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经过30年的发展，农村大地的确发生了巨变，农民的生存状况大为改观。一部分农民富裕了，住进了别墅楼，开上了小轿车，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再也不用因衣食无着而发愁。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尚有8000万农民未实现温饱，他们的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仅吉林一省就有4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个贫困群体的经济地位和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是邪教能够利用并得以发展的群众基础。其理由是：

    第一，贫困使一部分人产生悲观厌世情绪。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而生活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就会失望，甚至绝望。就在他们感叹老天不公，命运多舛的时候，邪教向他们招手，甚至送来了一把通向美好“天堂”的梯子，这时投靠邪教组织已是水到渠成之事。[Page]

    第二，贫困使一部分人心情浮躁，急功近利。既然种地无法脱贫，打工不能致富，那么，脱贫致富，路在何方？他们向往高搂林立、灯红酒绿的大都市，羡慕那些腰缠万贯、风光无限的昔日同为兄弟的农村先富者。因此，这些人急于寻找一条快速脱贫致富的捷径。恰逢此时，伪善的邪教布道者告诉他们：只要信了“主”，不但可保衣食无忧，而且还能趋利避害，福寿绵长。于是，他们申领了一张升入天堂的通行証，上了邪教的贼船，而且是心甘情愿，死心塌地。

    第三，贫困使一部人产生自卑心理。嫌贫爱富，这是国人的一种劣根，多数人愿意追随财大气粗者而远离一贫如洗的人。正是这种顽疾的作祟，那些尚游离于贫困与温饱之间的农民，或因囊中羞涩而深居简出，或因面有菜色而疏于人际交往。他们很自卑，他们也很无奈。而邪教传播者异乎寻常的“亲热”，以及蝇头小利的拉拢，使其似乎又看到了自已存在的价值。就这样，他们落入了邪教组织精心设计的陷阱。

    第四，贫困使一部分人愤世嫉俗，行为偏激。贫困现象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使同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先富起来的也不乏其人。而在贫困群体中就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从来不检讨自已是否致富无方，而总是怨天尤人，认为自已的窘境是由社会不公正造成的，由此产生了与现实社会严重的对立情绪。他们或是无理取闹，惹事生非，或是三五成群，相互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人正是邪教组织所要猎取的目标。扩展队伍，壮大声势，舍此其准？而这些人一旦加入邪教组织，往往会成为违法犯罪活动的急先锋、马前卒。

    白城市地处吉林省西部，是科尔沁草原的腹地，但当年水草丰美的田园牧歌景象已不复存在。近年来生态环境日渐恶化，土地荒漠化、盐碱化、草原退化严重，十年九旱，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相当一部分农民还没有脱贫，属吉林省经济欠发达地区。而“门徒会”等邪教组织恰恰是利用了农民生存环境恶化，短期内致富无望的客观现实，编织了种种谎言，开出了一张张空头支票，诱骗那些善良而又近乎麻木了的农民信奉邪教。于是，一批又一批受蒙蔽的农民进入了“门徒会”设计的“旷野窄门”，成为邪教组织向党和政府发难的工具。

  （二）迷信是造成农村邪教猖獗的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已为全世界所瞩目，但在一些地方却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弱化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忽视思想文化建设的情况，存在着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这就给各种反动的、有害的、落后的非主流文化蚕食我们的思想文化阵地提供了可乘之机，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而在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文化思潮中，迷信思潮则充当了主力军。主要表现在；

    一是封建迷信死灰复燃。中国的封建迷信源远流长，迷信文化积淀深厚，以敬畏鬼神，相信命运为主要特征的迷信意识形态成为封建皇权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经济上当家作主的同时，也砸烂了束缚亿万劳动群众的精神桎梏，使各种封建迷信思想无处遁形。特别是“文革”中的“破四旧”运动，虽然给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也的确给了封建迷信文化以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近些年来，一些人祭起“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杏黄旗，把那些退位已久的仙道神圣、妖魔鬼怪重新请了出来，并日渐泛滥成灾。君不见，父封占卜、测字相面者摩肩接踵，生意火爆，盲人竟然左右着健全人的命运；名目繁多的预测公司、风水公司、起名公司一哄而起，门庭若市。婚丧嫁娶、建房搬家、升学提干，都要听从阴阳先生的决断。更可悲的是，不少党员、干部也乐此不疲，商号开张择吉日、盖办公楼看风水的事屡见不鲜；在图书市场，《易学解析》、《奇门遁甲》、《周公解梦》、《麻衣相术》之类的书籍充斥书架,比比皆是。一些糟粕文化的书籍不仅成了某些出版单位增收的主渠道，更成为许多不法书商快速致富的敲门砖。最近几年，宣扬神怪灵异，阴森恐怖的盗墓小说竟然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岂非咄咄怪事；在影视作品中，仙人术士，牛鬼蛇神充斥银幕塋屏，鬼神文化大行其道，一部《聊斋》竟然多次重拍，而许多优秀的传统剧种、剧目却因资金短缺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有一些地方，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开发旅游业，大打“鬼神搭台、经贸唱戏”牌，到处兴建庙宇、重塑神像，深度发掘鬼神文化，强拉各路神仙回归故里，甚至连秦桧、西门庆之流都成了一些地方哄抢的对象。“借鬼神名，发鬼神财”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干部扭曲了的思维模式，“丰都鬼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Page]

    二是现代迷信招摇过市。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但也同时催生出了它的副产品，即现代迷信。由于现代迷信打着科学的幌子，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利用人们对现代科技的敬畏心理，搞起了“电脑算命”，还有“电脑圆梦”、“电脑测名”等等。他们借高科技之名行诈骗钱财之实，社会危害不可低估；还有一些貌似清高的人，自诩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到处宣传诸如“预测学”、“未来学”、“风水学”、“起名学”之类的伪科学，某大学建筑专业竟然开设了“风水学”这门课程。虽然他们以“最新科学研究成果”为招牌，沽名钓誉，混淆真伪，但其主要内容不过是易经八卦、阴阳五行等旧货色的现代版；而现代迷信所设下的最大骗局，莫过于自我标榜为“生命科学”的“特异功能”。这一波浊浪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气功热，闫新之类的“大师”纷纷登台亮相，上演了一幕幕闹剧，并催生了中国最大的邪教组织——“法轮功”。所谓“生命科学”的影响至今非但没有完全消除，而且还正在为一些邪教所利用。

    三是外来迷信登堂入室。西方反华势力从来就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他们乘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之机加紧进行文化渗透，一些洋迷信由此进入了国门。这些舶来的异端邪说的主要代表就是“灵异学”。这种被称为“在任何时空都存在的超自然科学”在中国的知识群体中迅速传播，随之而来的如神秘学、灵魂学、心灵学等西方异端也都悄然登陆，阴森冷气令人毛骨悚然；一些如催眠术、招魂术之类的洋“特异功能”也伴着本土的“特异功能”热乘机泛滥，甚至连古老的阿拉伯占星术也堂而皇之地被赋予了全新的概念；还有那些《星座运程》之类的小册子，竟被部分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奉为至宝，婚嫁必言星座。尽管这些舶来品的洋面孔曾一度使本土的传统迷信相形见绌，但它们最终还是要同流合汚，实现殊途同归。

    东北广大农村地区向来迷信之风浓厚，民间供奉狐黄二仙，乡村流行“跳大神”，巫婆神汉奔走乡里，阴阳先生混迹街头。东北又是汉、满、蒙、朝、回等多民族共居地区，不同的民族习俗，不同的神灵崇拜构成了多元化的迷信氛围。而邪教恰恰是在这种多元迷信的社会条件下，利用农民群众盲目崇拜的心理，引进了一个更具权威的全能的“神”，使那些习惯于把命运托付给神灵的人成了邪教神坛上的祭品。

   （三）宗教管理工作不到位，导致邪教在农村泛滥。

    近年来，各种宗教的信众激增，在吉林农村到处可见教堂庙宇，家庭教会星罗棋布，农村宗教势力日渐膨胀。在众多的家庭教会中，大多数未经宗教管理部门批准，属非法聚会点。更有那些违规传教人往来于村屯邻舍，巧舌如簧，拉人入教。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我们的宗教管理工作却远远没有跟上，一些边远地区出现了管理盲点。这就给邪教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打着真正基督教旗号的“门徒会”，从周边地区采用蚕食战术，一步步扩张地盘，壮大队伍，最终在吉林农村站住了脚。

    当前宗教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宗教管理部门普遍存在人员少、经费紧张的状况，且县级宗教管理部门编制、经费不独立，导致工作中时常捉襟见肘，对幅员广阔的边远农村鞭长莫及。

    2．对党的宗教政策宣传不到位。大多数农民只知道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对如何界定合法宗教与非法邪教的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容易上当受骗被邪教所利用。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党政干部对党的宗教政策理解片面，大多数宗教常识不足，根本划不清宗教与邪教的界线。[Page]

    3．现行宗教管理法律、法规较为宏观，缺少可操作性。防范处理邪教的政策法规在认定邪教犯罪方面缺乏具体标准（例如，如何认定聚敛钱财？各种宗教都收取供奉或功德钱。），从而使打击处理借宗教名义在农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工作无章可循。例如，白城市的“蒙头教”在被确认为是邪教“门徒会”之前，由于对其性质的认定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只能对其活动加以限制，造成了打击处理不力的局面。

   （四）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无力，给邪教的生存以可乘之机。

    中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农民历来是意识形态领域内先进文化与腐朽落后文化争夺的重点，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思想战线的主导权。因此，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阵地，历来是我们党农村工作的重点。但是，近些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放松了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有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的状态，这不仅影响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时，也给邪教的滋生、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具体表现在：

    1．部分村级党支部思想政治工作弱化，只顾埋头抓发展生产，严重忽视了农村思想文化建设，不能带领群众开展健康有益文明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村规民约中关于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等条款，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但却不付诸实施。

    2．部分村级党支部领导政权观念淡漠，对敌斗争意识不强，缺乏政治敏锐性。他们没有意识到腐朽文化泛滥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对邪教组织渗透的苗头孰视无睹，对邪教活动的状况不闻不问，从而给邪教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空间。

    3．一些基层党员干部采取了明哲保身、息事宁人的态度，对于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各种邪教活动，明知有问题却放任自流，这在客观上长助了邪教组织的嚣张气焰。

    4．一些基层党员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政策水平较低，面对日渐猖獗的邪教活动，往往是束手无策，存在着不想管、不会管、也不敢管的现象。有些人碍于家族关系、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约束，遇到邪教问题绕着走。还有一些基层党员干部思想认识极为糊涂，有时会不自觉地上了邪教组织的贼船。

    5．少数农村基层党政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对待群众态度粗暴蛮横，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就容易使农民群众产生与基层党政组织的对立情绪，处理不当往往还会激化矛盾，造成群体事件。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邪教组织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他们采取攻心战术，辅之以小恩小惠，拉拢受伤害的农民入教，从而使邪教组织像滚雪球一样逐渐坐大。

    东北地区由于气候的关系，农民的闲暇时间较多，“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耍钱，半年干闲”，是部分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何根据东北农村的这一特点，引导农民学文化、学科技，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文化娱乐活动，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始终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法轮功”、“门徒会”之类的邪教组织之所以能猖獗于一时，并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基层党组织放弃了思想文化这块主阵地，以至在与邪教组织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四、防范治理邪教“门徒会”“的对策思考

    吉林省的“门徒会”邪教组织在全省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重拳打击下，目前已暂时销声匿迹，处于蛰伏状态。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而盲目乐观，天下不会就此太平。因为“门徒会”是一个存活了20余年，范围波及大半个中国，组织体系严密，行为诡秘狡诈的邪教团伙，虽屡遭重创，但屡打不绝。从全省的情况看，一是少数“门徒会”骨干分子慑于专政机关严厉打击的声威，已把邪教活动转入地下，他们在暗中观察风向，并伺机东山再起；二是“门徒会”的组织体系和聚会场所尚未全部查清，有些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外逃躲过了打击，其隐患仍然存在；三是“门徒会”是全国性的邪教组织，在吉林省遭到重创后，其上级教会肯定不甘失败，会派人来重新招兵买马，恢复组织系统。对此,我们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Page]

   （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全局，铲除邪教赖以生存的土壤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它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要一手抓农村经济发展，一手抓农村思想文化建设，二者绝不可偏废。实现“乡风文明”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各级农村党组织必须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要加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批判、战胜“门徒会”、“法轮功”等各种邪教反科学、非理性的有神论说教；要大力弘扬先进文化，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引导农民群众以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化取代落后、愚昧的文化，自觉抵制邪教的歪理邪说，使其没有立足之地。弘扬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一是要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繁荣发展先进文化，推广普及先进文化作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确立先进文化的强大优势，牢固占领主阵地，挤压邪教生存的空间。二是要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侓，既要保护、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不断汲取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不断推进农村文化事业的机制、体制创新。在农村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上，要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提高先进文化的亲和力与感召力。要以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作为评价农村文化建设质量和水平的标准，以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文明健康，脍炙人口的内容唱响主旋侓。使农民群众在先进文化的熏陶下，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升素质。三是要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民收入稳步提高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努力改善目前农村文化馆、站房舍陈旧、设备落后、人员短缺、资金紧张的现状，为农民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更多更好的场所。支持鼓励村社文化室、图书室、科普室建设，发展农村文化大院，扶持农村文化专业户，夯实先进文化在农村的传播基础，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二）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民生

    目前，广大农民群众的整体收入水平还不高，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农村各项社会事业还处在起步阶段，全面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寛裕”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邪教在农村的滋生蔓延，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农村贫困群体短期内脱贫无望，致富无门的悲观心理。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要把积极改善民生，切实保障农民权益，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1．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是在不断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因此，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通过政府引导、典型示范、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农业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把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作的重点，使各类专业合作社成为引导广大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建立和完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县、乡、村三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经济人等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不断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确保农民权益不受侵害，加大财政支付转移的力度，使农民在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的基础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Page]

    2．加快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涌过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保证广大农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一是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早日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各级财政要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实际，适度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要以政府为主导，整合城乡卫生资源，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农民提供安全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切实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坚决切断邪教渗透的渠道；

    二是积极推进农村扶贫开发。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重在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要把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作为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对低收入群体全面实施扶贫政策，保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要用党的政策阳光温暖群众，使邪教在农村弱势群体中没有立足之地；

    三是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不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做到应保尽保，并力争早日实现全覆盖。对于群众反应强烈的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要全面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做到先保后征，使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切实得到保障。要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确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农民群众确实从中得到了实惠，解除了后顾之忧，“门徒会”之类邪教许诺的空头支票才会逐渐失去市场。

  （三）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反邪教斗争的战斗堡垒

    农村地区是邪教组织与党争夺群众的主战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村级党支部不仅是带领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领导核心，同时也是农村反邪教斗争的桥头堡。在农村防范治理邪教这块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村级党支部一是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牢固树立政权意识，增强忧患意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与邪教组织及其非法活动进行坚决地斗争；二是要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和党员首先要做到不听邪、不信邪、不传邪。同时要劝阻家属子女不参与邪教活动；三是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引导村民认清邪教的本质和危害，从而远离邪教；四是基层党政干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消除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等不安定因素，营造团结和谐的乡村新风，不给“门徒会”之类的邪教组织挑拨是非以任何可乘之机；五是村党支部要加强对村委会工作的领导和支持，站在维护党的威信，巩固党的执政之基的高度，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切实维护村民利益，使“管理民主”落到实处。

  （四）深入开展“创建无邪教村屯（社区）活动

    创建无邪教村屯(社区)，使广大群众认识邪教、远离邪教、拒绝邪教，打压邪教的生存空间，是“乡风文明”的重要标志。“门徒会”等邪教组织十分狡猾、顽固，不可能经过几次集中打击而就此根除。因此，必须抓紧抓好“创无”工作，建立反邪教斗争的长效机制。

    1．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要常抓不懈，使其成为农村基层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和教育手段，努力扩大教育面，提高知情度。通过剖析邪教的本质和特征，揭露邪教的骗人伎俩，讲清邪教的严重危害，说明邪教与宗教的区别，落实防范邪教的具体措施等，提高农民群众识别邪教的能力，树立反邪教的意识，自觉抵制邪教的侵蚀，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2．构建标本兼治，以防为主，防打结合的社会防控体系。防范治理邪教活动，“防”是“治本”，“打”是“治标”。主动防范可以遏制邪教产生，一经发现苗头，就可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中。防范支付的社会成本低，产生的社会危害小。而治理则是对防范不周而采取的补救手段，其付出的社会成本高，产生的社会危害较大。因此“创无”活动要始终坚持以防为主，以打为辅，标本兼治，重在教育转化的原则。[Page]

    3．充分发动群众，坚定依靠群众，通过群防群治创建无邪教村屯（社区）。“创无”活动事关千家万户，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要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村民委员会、村群团组织、村民小组为联系纽带，把村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加强反邪教宣传，实现联防联治，群防群治。同时，要注意发挥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在搞好“创无”活动的同时，引领群众脱贫致富。

   （五）强化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严历打击各种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鉴于邪教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防范治理邪教的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公安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邪教活动的监控，增强快速反应能力，提高侦破办案效率，及时打击组织利用邪教破坏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司法部门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惩各种邪教犯罪，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提高村民自治的能力，使村民自治组织真正担负起维护农村稳定，防范和抵制邪教组织活动的能力；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大力开展崇尚科学、珍爱生命、远离邪教的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用科学理念揭穿邪教的谎言和骗局。另外，各级工、青、妇组织要结合各自的工作特点和工作对象，围绕防范抵制邪教积极开展活动，营造全社会反邪教的强大声势。

   （六）注意发挥宗教管理部门和爱国宗教团体的积极作用

    各级宗教管理部门一方面要贯彻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规范宗教活动的秩序，培养爱国爱教的神职人员；另一方面要宣传教育群众正确区分宗教与邪教，揭露邪教利用宗教旗号进行非法传播，与正常宗教争夺群众的险恶用心，提高群众特别是信教群众的自我防范能力；爱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神职人员，要加强对信教群众的宣传教育，引导信教群众正信宗教，自觉抵制邪教的拉拢和利诱，注意防止邪教对合法宗教组织的渗透，做到爱国爱教，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七）坚持打击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贯彻党“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的方针，对农村参与邪教活动人员，要区分不同性质，采取不同对策。对于邪教骨干成员和有严重违法行为的人员，我们要把他们从大多数受蒙蔽群众中区分出来，予以坚决打击，绝不手软。通过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历数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达到孤立打击少数，教育挽救多数的效果。而对于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则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走出认识误区。要注意关心这些人的生产生活，实施心灵抚慰，使他们振作精神，重返社会，过上正常的生活。

    吉林省农村防范治理邪教“门徒会”的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其流毒和影响尚未肃清，一些在逃的骨干成员暗中串联，试图卷土重来。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其它邪教组织也在蠢蠢欲动，以求一逞。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保持高度的警惕，绝不能让邪教在吉林广袤的黑土地上再度肆虐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