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邪教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邪教是世界公害，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其采取高度警觉、严加防范的态度，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犯罪活动都依法予以坚决打击。我国政府对于如何依法惩治“法轮功”之类的邪教组织，如何有效防止邪教的滋生和蔓延，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逐步积累了一些有效的经验。据有关部门调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先后出现过多种邪教组织，其中有些是境外渗透进来的。邪教活动范围广，参加人数多。这些邪教组织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大搞教主崇拜、聚敛政治资本；入教“洗脑”，向信徒强行灌输歪理邪说，控制教徒精神；宣扬末世论，鼓吹自己是救世主；变相大量聚集信众钱财，供自己享受；秘密结社，行动诡秘，具有明显地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反道德性质。其中“法轮功”邪教组织是我国当代邪教的典型代表。经过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查禁取缔和专项斗争，先后打掉了“法轮功”、“门徒会”等组织；但邪教活动仍屡禁不止，在一些地方又死灰复燃，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研究并搞清边疆民族地区邪教的成因，制定切实有效的对策，对预防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边疆民族地区邪教的成因分析
边疆民族地区邪教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其带来的危害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就其成因而言，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边疆民族地区邪教形成的历史原因
1.历史上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
新社会产生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带着历史的痕迹。我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史的国家，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很深。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对反动迷信组织进行了打击和取缔，但封建迷信思想和意识形态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就为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潜在的土壤。
2.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与现代各种思潮发生剧烈的碰撞。
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由于民族种类较多，各民族的生活习惯、风俗人情呈现很大的差异性，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这成了人们维系生产、生活的基本准则，而现代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信息的传播更快，各种外来文化迅速传播，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了多元文化的交汇地，人们对传统文化抱有固守的心理和约定俗成的惯性，而对现代各种思潮和文化的传入缺乏识别能力，既不完全顺应、也不完全抵制，加之信息的非对称性和不完整性，农民缺乏鉴别真伪的能力，在科学与伪科学、真理与非真理的问题上缺乏理性思维的支撑，而农民讲究的是实际和实惠，抱有很强的感恩图抱心理。这也是一些NGO组织能够深入到农村传播非主流文化和邪教能够在农村蔓延的原因。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平影响着人们对各种新事物的理性鉴别力和判断力。只有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特别是提高他们的科学鉴别力和整体文化水平,才能增强农民的文化鉴别能力,邪教才不可能选择薄弱的个体作为传播的对象。 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1993 年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为在全球化趋势下不同文明的文化价值不仅不可能趋同,且在根本上不同的文明冲突将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就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从文明和文化的视角研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把不同文化和文明看作完全对立的两面是不客观的，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交融之中，既有冲突也有融合。不仅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的文明是既交融又冲突，而且在一国之内，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思潮之间也存在冲突和融合，传统文化既有根深蒂固的一面，也有不断嬗变的一面，而处于大转型时期的人们必须承受文化变迁带来的思想和精神考验，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民而言，这种考验更加特殊和富有时代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家族意识的淡化改变了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恋土情节的弱化消解了农村社会的整合性；平等观念的强化、利益观念的显现化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1]（P100） [Page]诚然，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交织的过程，是现代各种新的思想和文化与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交织过程。在边疆民族地区，传统的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主导着人们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当各种现代思潮和文化涌入的时候，必然产生很大的震荡，人们面临新的选择。于是从文化和思想的深处为邪教的传播留下了空间。
(二) 边疆民族地区邪教形成的现实原因
1.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影响。
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发展相互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还不平衡、不全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很突出，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和科学文化教育水平及社会管理能力有待于发展和提高。这三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任何一种因素的变量，都可能影响其他因素乃至全局。毋庸质疑，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是改革开放之前所不能比拟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发展中潜在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转型中人的思想意识及价值观取向的改变和失业人数的增多，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关系人们生活、就业、医疗、上学等一系列的保障机制滞后，为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2.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贫困，人们对自身发展比较迷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但是贫富悬殊拉大，农村发展后劲不足，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富裕人员手里，从纵向比，农村发展巨大，成就斐然，从横向比，差距很大，城乡二元经济的特征更加明显。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条：“其一，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由1990年的0.58左右增长到2001年的0.66, 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进一步扩大；其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由1990年的4%左右攀升至10%左右。表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异不断扩大。其三，二元对比系数基本上在20%左右, 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31—45%的水平, 显示出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典型, 还较严重。二元对比系数由1990年的24.68%降到2001年的17.92%”。[2]（P59）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经济基础薄弱，尤其是农民变现收入较少，可支配的资金非常有限，决定了农民的意识不可能太超前、更不可能有很多发展思路，发展的思想动力不足。在现代社会，发展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不论是个人的发展，还是家庭和社会的发展都如此，没有经济地位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实力就没有发展的实力。[1]“借鸡生蛋”和“借船出海”的发展模式，对于一个贫穷的农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去冒“有投资无收益”的风险。所以，农民的发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靠自己，二靠政府。政府担负着发展农村、富裕农民的职责，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的扶持和引导，而农村的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发展不可能有农村的发展。在边远的农村，地广人稀，资源贫乏，政府实施开发和产业带动的难度很大，而政府官员需要政绩作为支撑，其主要的目标盯在能够迅速见效的大项目和城市，迅速拉动经济增长或者迅速改变面貌上，这样一来，官员的首要选择是城市建设，这是窗口和门面，可以迅速见效，成绩能够视角化，不仅具有显著的宣传效果，也有明显的规模效应，而在农村腹地，即使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一定收到明显的效果。可以说“撒下去的是钱、收获的却是草”。政府最大化的选择就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作好扶贫济困工作，而不可能把发展重心真正放在农村，尤其边远农村。这客观地决定了，农民和农村的发展，靠政府难、靠自己更难的“二难境地”。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种选择是理性和必然的，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适合的领域，使资源配置合理化，而效益最大化；从发展的角度讲，发展也是有先后顺序和时间概念的，不可能做到齐头并进、同时发展，而必须有所选择和舍弃；从治理的角度讲，广大农村属于基层自治状态，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自愿、自发、自觉地完成，政府更多的是政策引导、技术帮助、资金扶持和观念培育。 [Page] 尽管邪教无孔不入，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但向边远农村渗透的趋势更加明显。越是贫穷的农村，人们的思想观念越落后，对自身的发展越缺乏信心，对自身的发展越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从而出现信仰的真空。因此，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客观地决定了农民发展的思想动力不足，发展的思路较少，农民在“靠自己无望、靠别人没仄、靠政府难”的情况下，出现了对自身发展迷茫的心理，甚至失去信心，对自身的前途和命运无法准确定位和把握，只能寄希望于“天灾少收成好、无疾病少点苦、家顺得平安”的信念，其实这是农民生活的基本要求和信念，也是人们求神乞佛的深层心理原因，一旦当中一条不好，农民的挫折感就会增强，信仰的危机就会更强，信仰邪教的可能信就更大，这也是邪教发展对象要瞄准家庭贫困、家庭不和、身体有病的人的原因。3.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壮大，是西方势力不想看到的，为此他们千方百计的寻找机会对我国进行颠覆、破坏。随着改革开放，国外敌对势力以宣传宗教为幌子，大肆传播西方腐化的思想和意识，积极扶持国内的一些邪教组织和一些极端宗教势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小撮民族败类，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一己私利，也甘为国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披着宗教的外衣，散布歪理邪说，迷惑信众，煽动信众与政府对抗。为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4.现实与梦想失衡的影响。
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梦想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差别，当现实与梦想失衡时，人们会试图借助其它力量，来维系心灵的平衡，以获得暂时的解脱和安宁。而邪教正是利用了群众善良的梦想和心愿，打着宗教的旗号，说自己是某某神降临，如何的有能力(吹)，信我者将会梦想成真，全家会幸福安康(诱)，看你有信的意思，他又会说，信我你就能成仙得道，上天堂(蒙)，如果你犹豫不决，他又会说不信我者将会有灭顶之灾，死后下地狱(吓)。于是众多善良的人们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沉沦于邪教编织的天堂梦境当中而不能自拔。
5.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思想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影响。
我国社会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但也有许多的糟粕。每当社会变革的时候，一些沉渣就可能泛起。在我国出现的“法轮功”等邪教组织，都利用社会变革时期人们遇到的思想问题和现实问题寻找机会，以达到其敛财享乐、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在农村，邪教组织到处散布封建迷信邪说，宣扬末世论，或以人们求子求平安，建房、修墓选风水宝地、升官发财等为切入点，妖言惑众。而在城市，则以一些离退休和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因疾病缠身、生活贫穷的弱势群体为对象。利用这些人思想空虚、或对一些问题看不惯，满腹牢骚的弱点，先是对他们的牢骚给予认同，随后以无偿传授气功，帮助强身健体为幌子，传播邪教的歪理和邪说，久而久之，就使这些善良的人们陷入歪理邪说的深渊。
6.个人素质因素的影响。
在邪教滋生和蔓延的整个过程中，其实影响最大的是个体的素质。通过调查，在“法轮功”信徒中，不乏有许多高学历人员和老干部。为什么他们也会被邪教所迷惑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缺少学习，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应有的政治敏锐性、政治洞察力和科学辨别能力。所谓素质，是指一个人在先天生理、心理条件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后天所获得的相对稳定的个性品质。由此可以看出，素质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包括政治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学历、资历，并不就代表高素质。由此我们就不难找到为什么一些高学历人员及老干部也会被“法轮功”所蒙骗的原因了。[Page]
7.人们的正确信仰淡化，精神缺乏支柱。
目前，我国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并不丰富，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村，农民没有太多的文化生活追求，有的地方甚至连收听广播和看电视的条件也不具备，而大多数地方没有现代媒体互联网，即使有互联网，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民而言，也没有能力购买电脑和承担网络使用费，这客观地决定了农民了解信息的途径仍然是传统的人与人口耳相传为主，人们对电视和广播的关注焦点也不在信息，而在各种故事和电视剧，对农民来说,农民只关注对他们生活有影响的事，使得农民对信息的掌握和辨别缺乏广度和深度，对各种思潮和文化的传播缺乏鉴别力。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绩, 社会发展的利益驱动力和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际关系呈现出功利性和物质化的倾向,人们的竞争意识、商品意识、金钱意识等日益增强, 理想信念呈现出现实性和实用性的倾向,而传统道德观念、人生价值、理想信念等有所减弱，人们传统的信仰受到很大的冲击,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分配权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强者恒强而弱者恒弱的趋势日益明显，底层人民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减少和难度加大，使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受到现实的强大冲击，发生了一定的裂变和扭曲，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解明显减弱，对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明显淡化，人们往往只关注当前的利益和实际，因为社会发展变革迅速，无法准确把握未来的事情，人们既有对未来的不安定感，也有对未来信心不足的失落。同时，人们对正面宣传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东西与现实的反差感到迷茫，而对自身发展感到无所适从，而多元文化交织、多种生活方式并存、多元价值观相互碰撞的社会生活状态，使人们在面对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时，形成了复杂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人都有追求好的生活品质、个人发展的动机和愿望，从本性上讲，无论人的身份、地位如何，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就甘于落后的；但另一方面，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面前，很多时候感觉自身的努力不仅无力苍白，而且坎坷不断。人们既有对改变落后面貌、向主流社会靠拢的心理愿望，又有无法实现愿望和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处于无法把握自身发展和对前途无法预料的双重困境之中，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失落感和迷茫感更加强烈。这样一来，人们由对自身发展缺乏信心，演变成对社会发展缺乏信心，不仅个体信仰缺失，而且对社会整体信仰缺乏信任，导致整体信仰的危机。“急躁、彷徨、迷乱、不稳定感、不安全感把人们的理性冲到了最低点, 在这种主导信仰缺失、出现信仰真空的条件下,人们很容易陷人想入非非、迷信、失去理性的状态, 这是信仰危机的表现,也是信仰饥渴的表现。人们迫切需要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信念和信仰作为基点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3]（P41）
8.基层组织威信下降，干群矛盾突出。
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随着个体经济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发展，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大大削弱，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能力降低，基层组织的威信不高，干群关系不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现出弱化趋势,威信相对减弱,尤其是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行政控制严重弱化。”[4]一是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减弱，干部不能带领群众走发展之路，干部与群众之间存在一定的鸿沟。二是受政府对邪教态度的影响，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始终是发展经济，而对其他事情处于“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重要”的状态，尤其是“出了事才重要”的心理，使得很多地方干部对待问题持一种“不出事或者少出事”、“出了事”就影响官位的心理。对待邪教问题也是一样，干部担心的是“出事”（大规模聚集、影响社会秩序和地方声誉），影响政绩和仕途。三是基层干部过于年轻化，年轻化的优势在于干部的学历层次有很大的提高，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想干事，但也带来经验不足、不能很好融入群众之中的弊端，甚至一些干部人在基层工作、家在城里，以跑项目等为理由，出现空岗现象。四是一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工作态度生硬粗暴，甚至少数干部腐败,导致部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权不满情绪增加,干群矛盾突出。 [Page] 正如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看到了农村欣欣向荣并为此高兴，但无不为农村不断恶化的干群关系感到震惊和忧虑。所到之处，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农民群众，普遍反映农村干群关系比较紧张，有的甚至称之为干群关系已到了‘对立’和‘破裂’的边缘。有的地方，干群矛盾升级为干群直接的冲突和农民集体骚乱。”[5]因此，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威信不断下降,农民的政治信仰出现了危机,邪教正是利用这些问题向农民灌输反动邪说,进行反政府的宣传教育,诱使一些农民加入邪教组织。9.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农民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在农村，农民遇到问题往往想到的诉求机制一是靠家族和熟人，二是靠政府，而很多问题无法由家族和熟人可以解决，或者说农民可资利用的人际资源非常有限，当诉诸政府无法解决或者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以后，农民的挫折感会更加强烈。农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制不畅通，他们找不到合理的表达方式，完全处于弱势的地位。尤其当农民集体面对利益受损的情况时，往往会采取过激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或者表达自身诉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集会等自由，并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检举、揭发、建议和批评等权利，但农民作为社会的底层群体，很少或者很难真正做到可以依法表达自己的权利。尤其当自己的权利来自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侵害的时候，农民就更难找到诉求的对象，其剥夺感和失落感就更加强烈，这个时候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会迅速下降，在思想上就会寻求其他寄托，而在行为上就会寻找其他途径加以宣泄。比如相信一些人的煽动，信仰邪教；或者相信“农民精英”而集体反抗等，采取过激的聚众闹事、集体上访、堵塞交通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宣泄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这样一来往往又形成违法行为和与政府的直接对抗，使农民变得更加的脆弱和边缘化。换言之，当农民在制度框架内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就转而在制度外寻找解决途径，从而导致制度缺失和自身行为失范。 有学者对这种现象作了很深入的分析，认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由于农民在体制内难以寻求到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制度性权威就会逐渐弱化甚至丧失。体制外的民间权威也就相应地产生。那些对党和国家政策、法律精神有所了解的农民精英,对农民具体权利有较深的感悟,一旦他们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民利益受到侵害时,就产生表达这种‘见识’的强烈欲望,由于他们能够清楚意识到并能有条理地表达农民的利益所在,并敢于批评基层公权人员损害农民利益的失范行为,自然而然地在农民中产生权威影响,成为农村社会舆论的中心,农民愿意接受他们的指导,这样在他们周围逐渐聚集了群体性力量。但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又普遍低下,法制观念淡薄,当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他们错误地认为聚众肇事可以对公权机关和领导者造成压力,能促成较快地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群体事件。另一方面,由于普通农民对法律具体规定了解甚少,又受到朴素的公平观念的影响,普通农民往往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自己理所当然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挽救,甚至可以给予对方同等的报应。这不但会导致自己的权利未得到保护,反而触犯法律。”[4]二、预防邪教滋生和蔓延的对策
找到了邪教滋生和蔓延的原因，就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对策，以防止邪教的滋生蔓延。结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可从以下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一）依法严厉打击邪教犯罪活动，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第一，国家要制定出一整套打击邪教活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依法打击邪教提供法律依据。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要正确区分邪教与宗教，彻底地揭露邪教危害社会、危害家庭、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变相聚敛钱财的邪恶本质，依法予以坚决的打击和取缔。[Page]
第二，要积极挽救和教育那些误入邪教歧途的信众，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充分利用误入邪教群众的切身体验来现身说法，教育人民不要相信邪教的歪理邪说，不要上当受骗。
（二）建立健全并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还要大力关注弱势群体，建立扶贫帮困的社会救助机制。无论社会多么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多么完善，仍然会出现少数弱势群体，这就要求我们还要建立一整套的社会救助机制，营造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三）是加强宣传教育，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针对边境地区的特殊环境，应抓好舆论导向工作。有关职能部门应积极与文化、科技、卫生等部门协同配合，深入村寨和集镇等，从“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角度进行巡回宣传。可召开群众会议，张贴标语，发放宣传画，出黑板报，利用广播进行宣传等。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实施和打击邪教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进一步提高边境一线群众防范和抵御邪教的意识。 （四）明确职责，强化责任追究 县级政府可将治理和防范邪教的职责和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和各部门，纳入年度考核，把防范和治理邪教的工作情况作为“五好”乡镇党委、“五好”党支部的考核标准之一，实行单位和主要领导责任追究制，层层签订责任状，层层抓落实，保证治理和防范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 （五）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筑牢阵地堡垒 健全和完善村级组织，扩大基层组织的覆盖面，党组织和村级组织的活动和工作正常开展，能有效提升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结合村级换届工作，对边境一线的村级组织进行加强和完善。具体做法是：首先在村委会设立党总支，提高党支部的规格和拓宽工作领域。其次是在具备条件的村小组设立党支部，加强党支部在村小组的领导地位。再次是在乡镇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和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办公。依法把党员中的能人选进村级各套组织，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在村级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和模范作用。 （六）帮、扶、教结合，促进经济发展 邪教之所以在边境一线有发展空间，信息闭塞、经济落后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应把促进边境一线群众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工作来抓。首先，在小康村、重点扶持村建设上给以倾斜。其次是建设民族团结示范村。再次是进行“散、杂”居少数民族经济状况专题调研，制定帮扶规划。此外，县委县政府还可从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选派干部到边境一线的小康村、重点扶持村任党建联络员、副支书、主任助理、科技辅导员、卫生员，充实基层力量，充分调动发挥村级组织的作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七）进一步完善防范机制 首先是建立以基层组织为基础的打击防范邪教网络。其次是在乡镇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和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办公，在边境一线的各个村委会配备综治专干（治安安全员）。再次是搞好县乡村三级社会治安综合联动防范工程建设，进一步开展与邪教组织的斗争，严格控制打击邪教在本地区的渗透和传播。[参考文献]
[1]廖亚辉：《乡土文化的擅变与农村社会稳定》，《孝感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Page][2]方竹正：《我国现阶段城乡经济差距的状况及原因浅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5 年第6期。 [3]赵卓莉：《论邪教形成的非理性因素》，《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4]刘炳君:《农村群体性事件成因的法社会学求证》，《政法论丛》，2005年第4期。
[5]项继权：《论农村的发展与稳定》，http://www.shwd.net/shownews.asp?newsid=1729，登录时间：2008年9月2日。
[1]实力有软实力和硬实力之分，软实力主要包括人的学识、素养、道德、人缘等，而硬实力主要包括济济实力和物质资源，本文中强调的实力，主要指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