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身体和财富所具有的公共性之被疏忽与现代邪教的产生

    邪教问题，古已有之，人们往往将之迷信、无知联系在一起。依照这个思路，只要以科学、文明、知识的启蒙破除了无知乃至破除迷信，那么，邪教问题也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了。实际上，这是对于邪教产生的根源的一种片面认识。因为这种思路把邪教问题当成一个认识的问题。但是，实际上，邪教问题本身是人们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在邪恶的方向上借用宗教或准宗教的形式来解决它而造成的。也就是说，邪教问题，从根源上讲，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社会实践的问题；从宗教本身来看，它不是一个是否可以借用宗教或准宗教的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以什么样的意向来借用宗教或准宗教的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借用宗教或准宗教的形式意欲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关于宗教自身的本质属性的核心问题，即宗教的公共性问题。笔者认为，宗教生活的公共性被忽视，是现代邪教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现代的邪教，已经不是无知或迷信的代表，因为它的成员中不乏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不乏具有教授身份或某种荣誉头衔的人，它们往往紧紧地抓住了人们最为关切的那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人们急切地寻找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案而往往不得其解，这时，邪教就以它们对社会问题的煽动性分析和诱人的解决方法乘兴而来并乘虚而入，俘获不少怀着纯真的理想和热情之心的人。这就是说，现代邪教不是迷信或无知的化身，它们往往是非常精明的，他们敏锐地抓住一些真实而急迫的社会问题，不是盲目而动，而是有备而来的。

    从人的生活的角度看，这些真实而急迫的社会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心灵的信仰困惑问题、身体的疾病与医治问题和财富的“相对匮乏”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人的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三个内容，为什么它们却为邪教的产生和流行提供了某种土壤呢？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在现代社会通常被认为是非常私人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通常也是非常私人性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宗教被认为是个人的私事，身体被认为是个人的事，在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已经有所保证时在相当程度上把穷富认为是个人态度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具有公共性。因为宗教不仅仅是个人意识，而且还有自己的制度。宗教作为信仰，总是一群人的信仰，只有一个成员的宗教是不存在的；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它不仅有自己间接的上层建筑即社会政治法律制度，而且还有它自己最直接的上层建筑，即宗教制度。一群人的信仰和宗教制度，都说明宗教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而且内在地就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内在地是公共性的。宗教内在地具有公共性，使得任何要把宗教从公共领域中完全排除出去的观念在理性上都不可能成立，使得任何意在把宗教从公共领域中完全排除出去的政策或措施在实践上都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身体问题，看似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但是，身体的健康与否，绝对不是个人的私事。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群体之中，从他/她的出生到他/她成年，他/她的身体健康至少始终是父母或其他亲人心中的一件大事，而不仅仅是他/她个人的事情；而且，从整个民族或国家的范围来说，她的成员或公民的身体的素质不仅关乎到她的现在（如兵源、劳动力、公共卫生支出等），而且关乎到她的未来（所生育的后代的基因质量、体质以及养护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吸烟或喝酒是个人的事，但是，某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或某些场所是禁止吸烟或喝酒的。财富问题的公共性就更加明显，因为一个人的贫富，不仅与他/她的工作态度有关，而且与他/她的先天遗传、家庭社会关系有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与社会制度的安排有关，尤其是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的安排。把贫富问题个人化，完全归因于个体的私人因素，无异于回避贫富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道德上为富人（不管由于什么原因他是富人）辩护而从道德上谴责穷人。

    这些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被主流社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种情况导致现代人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经常体验到一种破碎感、漂泊感，并处于深度的焦虑之中。这种深度的焦虑，促使人们以各种方式却追求他们所缺乏的那种以归属感为中心内容的完整感。人所具有的社会性内在地使他们迫切地需要以某种群体性的形式来表达日常生活的这三个主要内容所具有公共性，但是，主流社会却忽视或甚至根本不承认这些问题所具有的公共性，于是，在这三个方面受到压抑的人在很多时候是被迫在主流社会以外寻找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这些问题所具有的公共性，有备而来的各种邪教的力量就有了可乘之机。针对人们急切地要求以某种群体的形式解决这些问题的欲望，国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邪教组织。所有这些邪教组织的一个最主要的、但通常又被人们忽视的特征就是它们把主流社会通常认为是非常私人性的这些生活内容都采用某种群体的方式来表现：群体性的信仰诉求、群体性的强身健体、群体性地致富或群体性地共财以实现全人类的“真正统一”。只不过这种群体性的表现方式，采取了邪恶的形式。

    针对这三类问题，邪教采取了三类方法，第一类是打着宗教旗号，以信仰自由为传播的护身符，宣扬从根本上讲是邪恶的教义；第二类是打着气功旗号，以强身健体、治病救人为传播的护身符，为那些有病而无钱医治的人、那些因为医生的水平问题而使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因而在病急乱投医的过程中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的人以及那些被现代医学判为绝症而心存不甘或侥幸的人，提供得救的方便法门，以只收成本的名义，或以“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名义要病人以钱财物的奉献表达自己的信心，从而达到敛财或积累自己的组织活动经费的目的；第三类是打着发家致富或建设共财共享的真正人类共同体的旗号的，以实现致富的欲望或建立全人类的真正统一为传播的护身符，宣扬教内的无私奉献和绝对忠诚。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邪教都同时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这三个主要问题；但是，不同的邪教或同一邪教在不同的时期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强调信仰问题的邪教，属邪恶教义型邪教；强调疾病与医治问题的邪教属于邪恶行为型邪教；强调建设财物共享的真正人类共同体的邪教属于邪恶制度型邪教。邪教行动型邪教是邪教的基本形式，邪恶教义型邪教是邪教的比较高的形态，邪恶制度型邪教实际上是邪教发展的必然顶点。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行动有邪教，把邪恶的行动合理化就形成邪教的教义，对邪教的行动的有组织的维持就形成了邪恶的制度。尽管邪教的教义是邪恶的制度的思想基础，但在许多情况下，是邪教的组织制度出现在前，邪恶的教义出现在后，而且邪教的教义之出现通常出自邪恶的组织的“御用文人”或“思想走狗”，他们是作为邪恶组织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出现的。但是，尽管有的邪教还没有能够建立起某种从它自己的教义看是“比较好”的制度就已经被摧毁了，但这不是它自己的本意；就它自己的本意来说，是必然要努力建立在它的教义看是“比较好”的制度的。邪教之所以必然以邪教制度型邪教为最高形态，是由其瞄准的日常生活问题的所具有的公共性所决定的。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邪教问题，加强科学、文明教育，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但是，科学、文明教育，是从认识的层面上解决问题，它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为邪教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一般的实践问题，而是一个具体地涉及到生存的、非常根本的实践问题。正视、承认并重视日常生活中宗教信仰、身体和贫富这三大生活内容所具有的公共性，切切实实地正确解决人们在信仰、身体和贫富这三大急迫问题中所提出的现实要求，可能是与邪教斗争的最根本的、治本的手段。这些手段，总的说来就是三句话：承认宗教的公共性，使宗教能够真正地进入公共领域（这对数千万信教的群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用宗教掌握信众以夺取公权的意图无可乘之机；承认身体所具有的公共性，加强全民的健身活动和公共卫生医疗保健的支出，通过群体性的健康的健身活动构建社会和谐的精神，通过医疗卫生保健的社会化减少或消除人们因为疾病问题而诉诸各种“方便法门”或“灵丹妙药”而堕入邪教的网络；健全社会分配制度和法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使每个公民都能够公正而公平地享有财富，使每个公民不论因为什么原因陷入贫困之中时都能够在最低保障的基础上有尊严地活着，从而有效地阻断邪教分子的所提供的那些“发财捷径”所谓公平、无私而平等的一统社会理想对人们的诱惑。[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