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元会”的调查思考及防控对策研究
一、“三元会”的由来及其现状
“三元会”又名“三元寺”，这一非法组织是湖南耒阳市泗门洲镇新坡村农民陈天福（男，汉族，1925年出生，小学文化，系耒阳市泗门洲镇新坡村的一位普通农民）领头创立起来的。1973年，陈天福因患癫痫病胡言乱语，后自称有个“通信兵老爷”（菩萨）附身，授予自己“神功”，并说已将门前的一口井点化成能治百病的圣水。从此，他就以“通信兵老爷”的名义劝人信善，修路架桥做好事，并开始赐水治病。1986年他带领信徒在自己村子的一座桥边修建了一个六角亭，取名“三元寺”。从此，“三元寺”的名字就传开了。1992年11月，陈天福便开始带领信徒在泗门洲镇的新坡村和五陵村交界处的黄泥坳八宝山上大规模修筑“三元”寺庙，截至1995年5月被取缔时，“三元”寺庙经过三年的大兴土木，建成了三座仿古大殿，六栋住房，总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的建筑群。占地20余亩，耗资2000多万元，工地上义务工最多时达数千人。
关于“三元”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当时参加修桥的人有党员、团员、社员，因此“三元”指的是党员、团员、社员；第二种说法是该组织在基层下设“大元、中元、小元”；第三种说法是该教信奉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三元老”；但据陈天福自己说，“宇宙有三元：天元、地元、人元；人有三元：精、气、神；家有三元：父母、夫妻、儿女；国有三元：君、臣、民；中国共产党有三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甲子有三元：上元、中元、下元。”从陈天福的回答中可看出，在他心目中整个宇宙都可以分成“三元”，因此这可能是“三元”的真正由来。从我们调查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三元”信徒普遍以“天元、地元、人元”作为他们信奉“三元”的根本。
“三元会”信徒众多，人员复杂。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三元会”取缔前“入元”信徒约20万人。目前，大约有10000人左右。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分布在湖南、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份，在我省主要分布于衡阳、郴州、株洲、湘潭、邵阳、永州等地市，其中尤以衡阳市的耒阳、常宁、衡南及郴州永兴、桂阳等地信徒最多。从职业分布上看，有农民、工人、教师、干部、学生、个体经营者、无业者，但农民占绝大多数。从年龄上看，大多数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也有个别青少年。从文化层次看，大部分是小学文化或是文盲半文盲，也有个别知识分子。从政治成份上看，大部分是普通农民，也有少数党员、团员。陈天福明白，共产党员、干部、教师说话办事有威信、有号召力，他极力发展党员、干部、教师“入元”，并在他们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如原常宁市交通局副局长×××成为常宁市总香堂的财物总管；原水口山区武装部长×××就成了他们片香堂的一名“领众”。
“三元会”教义、教规明确，封建迷信思想浓厚。陈天福及追随者为了愚弄人们、麻痹群众，通过散布“三元仙水能治百病”，陈天福是“弥勒佛”再世，“只要紧跟‘三元’道场，精心修道，人人可以赴华龙”等等封建迷信思想来蛊惑人心，引诱广大群众加入“三元会”组织，进而从思想上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他们炮制印刷了大量经文经书。这些经书有自编的，也有世界五大宗教经书的文本章节，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已取缔的反动会道门流传下来的文本，非常繁杂。据不完全统计，“三元寺”共有各种经书达八十种之多。由陈天福及亲信编撰的经书有《老兵指示》、《三元道场记录》、《三元纲要》、《三元新规条约》、《弥勒天真收园》、《佛祖讲话》、《本道宗旨》等，从各地搜集而来的有《龙华经》、《末劫经》、《观音大救劫密方》、《弥勒大佛道场记录》、《教儿经》、《修经集》、《劝善词》、《善恶歌》、《王公经》、《十劝歌》、《观音全传》、《圣经集要》、《金刚经》、《明圣经注解》等林林总总，多种多样。为掩人耳目，欺骗信徒香客，陈天福还在其“藏经楼”摆放毛主席著作。陈天福和其“三元会”传播的经文，虽大肆宣扬孝、善、忠、正、道、美、德、忍等传统思想以及封建迷信思想和仙、神、怪等，但从自编经文和陈天福的讲话中，不难看出其教主崇拜和政治野心。如，《老兵指示》中的《修行须知》中写道：“紧跟三元，朝拜老兵，三元桥上，要表决心，有心入道，认祖归根，替天办道，前程功勋”。《老兵指示》的《十要十不要》写道：“要皈三元正宗门……要忠于三元出力……要外出普渡众生。”以上经文告诉我们：“老兵”(即陈天福)至高无上，信徒们都忠于“老兵”，忠于“三元”，要为“三元”做事立功。《三元新规条约》中明确规定入元成员“不准搞分裂，团结诚心，替天办道，紧跟三元‘佛祖’”。《三元道场记录》写道：“翻天覆地一斗争，二次土改真了情”，陈天福要来个“第二次土改”。《弥勒天真收园》中写道：“上天下了令，谁来领令行，三元子弟兵，带兵耒阳城……三元去投军，三元威信大，处处爱众生，众生爱佛祖，佛祖爱原人，就是两相恋”。陈天福扬言要把“三元寺”建成“第三次封神圣地”，说：“姜子牙第一次封神，毛泽东第二次封神，我要第三次在这里封神。”他在常宁等地一些活动点上公开宣称：“告诉傍门兄弟们，第三次封神大得很，封神就是老母定，只尊天意不由人，改朝换代栋梁材，君臣都是天安排……天真掌帅爱兵马，大助弥勒掌乾坤。”以上这些言论，充分暴露了陈天福等人不可告人目的。
[Page]“三元会”组织体系完整，各地各有特色。如在耒阳，他们按照“九九生根缘”的模式，把基层组织建立到乡镇及村组（即一个乡镇为一个大元，一个村为一个中元，一个村民小组为一个小元）。在郴州的永兴、桂阳等县，“三元寺”组织虽未建立明确的隶属关系，但内部分工却十分明确。目前，常宁市“三元会”组织体系最为庞大和完整，它主要分成二大派系：一派是常宁瑶塘的总香堂。它以欧阳敏、谢嗣洪为首，下设6个部门和6个片香堂。其中6个部门分别是：农经组，其负责人为郭云信；敬香组，其负责人为陈田珠；香厂，其负责人为欧玉莲；果园组，其负责人为余治贤；学习组，其负责人为尹诗发；财物组，其负责人为郭云信。6个片香堂分别为：东片（主要管辖荫田、西岭二个乡镇）负责人为周光宗、徐志扬；南片（主要管辖板桥、罗桥、洋泉三个乡镇）负责人是阎少信、贺国平；中片（主要管辖宜潭、宜阳二个乡镇）主要负责人为曹莲英、陈莲珠；瑶塘片（主要管辖三角塘镇）负责人为段孟初；西片（主要管辖大堡、官岭、新河三个乡镇）主要负责人为郭云信、滕良玉；北片（主要管辖松柏、柏坊二镇）负责人为余治贤、尹诗发。另一派是“堂口”。它以张文光为首，下设“福田堂”（又称“迥龙寺”）、“石头堂”（ 又称“群佛寺”）、“莲花堂”、“青红堂”（又称“松林寺”）等四个堂口。其中，“青红堂”负责人为曹国容、阳治生，下设柏坊（负责人为阳治生）、松柏（负责人为朱先良）、烟洲（负责人为唐典福）三个片；“莲花堂”负责人为张文光、张国安，下设庙前（负责人为阳道忠）、依湖（负责人为刘兴乾）、车田（负责人为张安国）三个片；“石头堂”负责人为阳增富、李宗姣，下设西岭、白沙二片；“福田堂”负责人为唐玉兰、唐庚初，下设宜阳、宜潭、官岭三片。这二个派系的总负责人为周家英，都接受陈天福在永兴建立的“佛兴堂”的直接领导。
“三元会”的活动方式多样，极力宣扬“积善行德”。1.创办基地，以“道”养“道”。以常宁市为例，“三元寺”先后在大陈村、四群村、周家村等地承包荒山、水田，共租种荒地600余亩，水田100余亩。租金为每年每亩5元。目前已种植果树5000余株，收获稻谷数万斤。同时，他们还以农业开发的名义，通过所谓做善事、种果树、创造收入来聚集信徒，达到以“道”养“道”的目的。如他们以农业开发之名，与常宁市三角塘镇大陈村签订了一份承包租赁合同，承包该村稻田40余亩、山地50余亩、菜地10余亩，成立所谓“莲花果园基地”，号召周边乡镇“三元寺”信徒自带工具及生活用品，前来大陈村参与开荒种地，进行学习经文等活动。在此聚集的信徒少则30—40余人，多达200—300余人。至今已收割稻谷20000余斤，种植果树1400余株。为便于开展活动，他们曾在大陈村何家冲附近搭建800余平方米的临时建筑物，作为生产、生活和“学习”场所。2.扩建寺庙，建立活动场所。他们先后在柏坊、宜潭、西岭等地重修、扩建了松林寺、迥龙寺、群佛寺等寺庙，作为活动场所和聚集物资的仓库。重修、扩建的资金及建筑材料都来源于当地群众捐献，捐款少则3至5元，多则上千元。3.通过“拜彰”活动，聚敛钱财。“三元会”通过组织聚集信徒和群众举行“拜彰”活动，从而收取会首费（金额19至69元不等）和入缘费（分大缘：金额99.99元、中缘：金额69、小缘：金额19元）、香火钱、助道金、农业开发、林业开发费等费用，以维持“三元会”组织各种活动开支。4.定时组织“学习”、召开会议，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通过与三元信徒交谈和从常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查获的大量经书、会议记录、学习笔记显示，“三元会”组织每逢初一、十五举办一次“学习”班，并安排专人讲课，布置工作；月底召开会议，进行总结。在讲课和“学习”过程中，大力宣扬“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君，敦敬崇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改恶向善”的宗旨，并适时就教义教规进行考试。年终还对全年工作进行总结，对各片和全体信徒进行考核，树立标杆，进行表彰。5.自称为“善人”，大力宣扬“行善积德”做好事。首先是修路架桥，扶贫济困。“三元会”要求信徒将修路架桥、乐善好施看作自己的本份以掩饰自己。其次是吃“清水斋”，定时朝拜。“三元会”组织要求信徒斋庄中正，尊敬仙佛。他们宣扬要斋戒规范自己，不吃荤，吃菜不放油，有的甚至连盐都不放。提倡吃蔬菜用清水一煮就食用的所谓吃“清水斋”，他们认为人无斋不清。同时，“三元会”信徒认为“祛病健身保平安”全是仙佛神明的暗中相助，有病无需去医院治疗。因此他们对仙佛神明顶礼膜拜，非常虔诚。每天早晨6时、中午12时、下午6时、晚上12时，他们必须定时进行祭拜。[Page]
“三元”现象死灰复燃，非法活动屡禁不止。由于 “三元会”组织规模不断膨胀，参与人员日益增多，冲击了我党的基层政权建设，给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为此，1995年5月，“三元会”被定为重点取缔对象，将其定性为：“由陈天福发起的有组织、有活动场所，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一起典型的群体性、带政治色彩的，危害和影响十分严重的封建迷信组织”。1995年“三元会”被取缔后，其活动曾一度有所收敛，可1999年以来，“三元会”活动又死灰复燃，许多“三元会”信徒在陈天福的煽动蛊惑下，以搞“拜彰”活动为名，大肆串联信徒，鼓吹“三元会”将得到政府“认可”，“三元”将会重现光明，鼓动信徒发展新成员，扩展组织。从而使“三元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至我省衡阳市常宁、衡南等县和郴州、永州等周边地市及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名称也由原来的“三元寺”逐渐改称为“三元会”。 特别是近年来，到耒阳“三元寺”烧香拜佛、许愿还愿的人不断增多。这些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动香客，一类是常住香客，都以中老年妇女居多。每年农历2月19日（传说中观音出生的日子）、6月19日（传说中观音得道的日子）、9月19日（传说中观音升天的日子）这三个日子到“三元寺”朝拜的香客都在千人以上，不少地方的香客租车一同前来。每月初一、十五的香客达百余人以上，平时每天烧香的也有数十人。到“三元寺”烧香朝拜者，以外县市香客居多，大多来自永兴、常宁、 祁东、祁阳、衡南、衡阳、桂阳、邵东、茶陵等省内县市，也发现有广东、江西等地香客。其中部分人并不知道“三元寺”已被取缔。目前“三元寺”周围常住香客约五六十人。这些香客的年龄绝大部分在50岁以上，体弱多病，住“三元寺”附近每天虔诚烧香朝拜。不管是流动香客还是常住香客，他们到“三元寺”烧香朝拜的原因主要是相信“三元寺”的菩萨很“灵”，能祛病消灾，生财得福。二、社会各界对“三元会”组织的看法和评价
对于“三元会”这样一个存续十多年的非法组织，社会各界是怎样看的呢？据我们的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党政干部大都认为：“三元会”是一个组织体系比较严密，活动比较隐蔽，教义教规比较蛊惑人心的非法组织。“三元会”组织通过“拜彰”、租种“福田”、开荒造林等形式开展活动。但他们建立基地，修建寺庙，为自己组织开展活动积累了财富，营造了活动场所，同时争夺民心。现在，在极个别基层，乡镇和村组干部做不到的事情，而“三元会”组织能完成，给基层政权造成了威胁。如常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秋云说：“三元会组织如果让其坐大成势，必定会冲击基层政权建设。”又如宜潭乡党委书记吴志初说：“三元会的封建迷信活动带有很强的欺骗性，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人们不相信科学文化而相信封建迷信。他们宣扬做好事、善事，但背后很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经常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给社会治安也带来一定的隐患。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就极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2.村组干部大都认为：“三元会”上层组织究竟怎么样，他们不清楚，但“三元人”都是好人。如柏坊蓝田村村支书王明说：“‘三元人’主要是拜佛求平安，开荒造林、扶贫济困做好事，他们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也有50多岁了，能搞什么组织？我是一个领导1000多人的党的基层干部，如果他们真的是一个反动组织，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在我们村存在的。”又如宜潭乡湾塘村村主任何有亿说：“‘三元人’都是些老年人，都是因为有病求神保佑而学‘三元’，我不相信‘三元会’就是反动组织， ‘三元会’有什么政治目的，我看不出。但做好事却是事实。” 可见村组干部已基本被迷惑。3.当地老百姓大都认为： “三元会”的所作所为是值得称道的。如宜潭乡塘湾村刘得根说：“‘三元会’的人全都是好人。他们的心都很正，总是劝人行善。如果人们都像‘三元人’这样，全社会都是平安的。‘三元’无论是搞一百年、还是再搞一千年，都是好事。为国家、为老百姓分忧解难的，是不是好人？修路架桥、扶贫济困的，是不是好人？如果这些人不是好人，那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难道那些行凶作恶的才是好人？”又如三角塘镇大陈村李桂花（女，曾当过教师）说：“‘三元人’都是本着治病健身、保平安、锻炼身体的目的走到一起，他们租种闲田，开荒造林，将收成大都用于扶贫济困，看到他们都是70至80岁的老太太、老婆婆，一锄一锄、一铲一铲辛勤耕作，我都常常禁不住流下眼泪。他们本着一个善良的愿望，将自己子女给他们的一点点钱用于生产投资，说这样做既锻炼了身体，又做了好事。难道像他们这样的人能从事什么非法活动，即使成立了组织，他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能飞得起来吗？”老百姓的视线已完全模糊了。4.“三元会”信徒自己认为：“三元会”无背景、无组织、无不良思想，与社会毫无抵触。他们忠君爱国，遵纪守法，尊老爱幼。他们参与“三元会”的主要原因是祛病健身保平安。如今年6月29日曾被公安机关治安拘留了10天的“三元寺”骨干成员谢玉华说：“我以前身体多病，听说学‘三元’可以治病保平安。于是我就加入了‘三元’，与其他人一起来这里修路、种田，普渡众生。现在我的病好了，儿子也顺利当了兵。我认为这都是‘三元’让我行善积德做好事的结果。我认为，政府对我们的处理不公平。我不偷不抢，没做任何违法乱纪和有损他人的事，仅仅是因为我开荒造林、扶贫济困而还被关押，确实令我想不通。”又如“三元会”信徒奉冬桂（党员，曾当过妇联主任）说：我曾有心脏病，后别人说学‘三元’可以治病，于是我抱着锻炼身体的目的加入‘三元’，与大家一起行善做好事，开荒种地，慢慢地我的身体就好了起来。我是党培养起来的干部，吃毛主席的饭长大的，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兵，‘三元’也是做好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这两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认为‘三元’没错，更谈不上是什么政治组织。”信徒还没有完全醒悟。[Page]
以上四个层面的不同看法，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三元会”组织的认知和态度，为我们了解“三元会”的真相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首先，“三元会”作为一种非法的封建迷信组织，的确是冲击了我党的基层政权建设，党和政府对其依法取缔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三元会”表面上是带有一种慈善事业性质的民间组织，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就因为这样，才蒙骗了部分老百姓。
三、“三元会”发展蔓延的原因
“三元会”为什么会有如此魔力，令信徒如痴如狂？为什么屡打不绝，屡禁不止，且呈星火燎原之势？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群众信仰缺失，为“三元会”组织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施，使农民群众忙完了农活后有了大量空余时间。而今农村精神文化生活非常空虚，既无电影、戏剧观看，又无学习、开会等集体活动，农村的读报栏、文化室更是形同虚设。在此情况下，他们迫切寻找一种精神寄托，把信仰的全部身心活动置于个人生活的中心地位，并以此为生存准则来引导生活，缩小与社会、他人、邻居、亲朋好友，甚至家庭成员的交往范围，对心目中的偶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执著和虔诚。“三元会”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态而应时而生。这次常宁西岭的调研中，“三元会”信徒张美华就这样说过：“时下农活少，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又没有其他活动，在这里重建群佛寺，既利于我们参拜神灵，又为我们老年人集体活动提供了场所。这是一个双全其美的好事。”
2.基层政权薄弱，管理出现“真空”，是“三元会”组织生存的社会条件。农村撤区并乡后的乡镇，管理面积增大，上面千根线，下面一针穿，加之现今全市各地进行了县乡换届选举，各乡镇没有配备专职的分管政法的副书记，政法工作一般由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人武部长、纪委书记兼任。这些领导本来就承担大量本职工作，很难集中时间和精力对封建迷信行为及邪教组织非法活动进行管理。在一些基层组织中，甚至还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有利益的事情大家抢着干，没有利益的事情大家互相推诿。这样，“三元会”组织就有了生存的空间。
3.“祛病健身保平安”的说教，是“三元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三元会”骨干大都选择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交通较为闭塞的地方建立组织，且发展信徒多为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有的是因为有病无钱医治，从而祈求神灵保佑，有的是因为得病医治不好而寻找精神寄托和希望。如这次我们在调研中，专程到了常宁看守所与“三元会”信徒何德华进行了交谈，何是一个老党员、老支书，因为其儿子得了精神病，曾到过大小几十所医院医治无果。于是他怀疑是因为自己1966年带头拆了迥龙寺，被菩萨怪罪所得的报应。后听人说，入“三元”可“祛病健身保平安”，于是他决心诚心向佛，带头组织当地群众将迥龙寺扩建成“三元会”活动场所，从而违反了《治安管理法》被公安机关治安拘留。对于那些以前得过病，后因信奉“三元会”还碰巧使身体好起来的信徒们，更是对“三元会”念念不忘。如宜潭乡塘湾村何孝禄、何春生、何孝亮，三角塘镇大陈村的李金莲、陈桂英、张奉英等，都说以前身体不好，学了“三元”以后，不仅人心向善，而且身体也好了起来。“三元会”组织就这样以“祛病健身保平安”为招牌，一传十，十传百，得以迅速发展。
4.“扶贫济困，积善行德做好事”是“三元会”组织迷惑乡民的群众基础。从我们这次调研中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来看，“三元会”信徒大都是本地或者周边地区的普通农民，表面上他们大都修路架桥，租种闲田，开荒造林，捐钱捐物，扶助贫弱，骗取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三元会”作用和影响的凸现，使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和影响相形见绌，甚至就连政府部门的执法行为，也难以进行。[Page]
四、如何建立反邪教工作的长效机制，巩固基层政权
邪教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大动荡或大转变的产物，直接是社会信仰危机的产物。像我省衡阳市“三元会”这种带邪教色彩的非法组织虽然早被取缔，但并未停止活动。各类邪教和带有邪教性质的非法组织，创建初期未必都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一旦成了气候就必然野心膨胀。“法轮功”就是这样，其它邪教也是这样。所以说，邪教是一种具有危害性、对抗性的破坏力量，是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突出因素。反邪教斗争任重道远，要深入研究邪教产生的社会根源，邪教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认清邪教的反动本质和社会危害，积极探索和建立反邪教工作的长效机制。我们通过对我省“三元会”非法组织的调查认为：
第一，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对防范邪教工作的认识。反邪教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我们与邪教组织的斗争，已成为颠覆与反颠覆的政治斗争。要充分认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坚决克服小题目大做、无碍大局，与己无关等模糊认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强化政权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与邪教组织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二，必须坚持教育转化和依法打击两手并用，不断削弱邪教组织的生存基础。我们同邪教组织的斗争是两种矛盾相交织：既有内外勾结、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敌我矛盾，又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既有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又有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始终坚持“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依法打击极少数”的基本方针，教育挽救受蒙蔽的群众，彻底摆脱邪教的精神控制，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打击和教育相辅相成，但教育转化是治本之策，只有做好对邪教组织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才能彻底孤立和打击邪教组织的骨干分子。
第三，必须建立防范邪教工作的协调配合机制，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防范邪教工作涉及面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地各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要加强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协作，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沟通情况，协调行动。基层组织要切实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努力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使邪教组织无机可乘，从根本上铲除各种邪教滋生蔓延的土壤。
第四，必须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和法律知识教育，增强人民群众反邪教的自觉性。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破除迷信、反对邪教最有力的武器。各种邪教宣扬的“歪理邪说”，都是反科学的东西，要对广大群众加强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特别是要加强科普教育。参与邪教的很大一部分人因不了解宗教与邪教区别而误入邪教，要向群众讲清什么是宗教，什么是邪教。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引导群众增强法制观念，高举法制之旗，磨砺“打邪”之剑。
第五，必须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和文明创建活动，营造防范邪教的良好社会氛围。要拓展反邪教警示教育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开展警示教育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中小学生识别和抵制邪教的能力。同时积极开展网上反邪教宣传斗争，坚决遏制邪教组织利用互联网进行反宣渗透的猖獗势头。要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继续开展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和无邪教乡镇（社区）等创建工作，开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和家庭环境，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远离邪教。
第六，必须积极开展反对邪教组织斗争的理论研究，大力发现和培养反邪教斗争的优秀人才，壮大理论队伍。邪教组织从发展初期靠剽窃各类宗教的只言片语妖言惑众，到今天系统地抛出系列宣传品，有组织、有预谋、有目的地向我党进攻，这给我们从事反邪教工作的同志提出了一个严峻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反邪教的理论研究。这并不是意味着邪教组织有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说，我们要深层次地反对邪教，仅仅靠打击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从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等多角度、多层面地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这样才能深刻地揭露邪教组织的本质，也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辨别真伪，从思想上、政治上同邪教组织彻底划清界限。[Page]
第七，必须要充分发挥协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发挥正统宗教组织的作用，运用宗教的理论，借助宗教团体、宗教场所、宗教报刊杂志等平台，广泛而积极地开展反对邪教的斗争，深刻地揭示邪教反人类、反科学的本质，使其丑态嘴脸暴露无遗。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发挥反邪教协会这种社会群团组织的作用。因为群团组织联系广泛、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同时，群团组织开展反对邪教的过程，也是一个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加之，反邪教协会是由科技界、社科界、宗教界、法律界、新闻界、文化界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有许多知名人士，他们在社会上富有感召力、影响力，具有专业和智力优势，在宣传揭批工作中有理论深度，讲的话人们愿意听。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邪教斗争的积极性，又可以回避政府的打压之嫌，不给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党和政府以口实，以免授人以柄。因此，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正统宗教及反邪教协会等群团组织在反邪教斗争中的积极作用，确保政权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