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邪教的根源探析

    当代中国邪教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邪教信仰及其组织和活动。建国之初，一贯道、同善社和在理教是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三大邪教，此外还有很多种反动会道门，但到1953底均被人民政府彻底铲除，此后大约25年中国无邪教。由于诸多原因，从1979年开始我国又先后出现过至少××种新邪教，其中多数是土生土长的邪教，少数是从国外或境外渗透进来的邪教。当前，不仅法轮功邪教还在垂死挣扎并危害社会，更有一些以农村为主要活动范围的邪教还在严重危害社会。本文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全面把握当代中国邪教的现状和动态，系统分析当代中国邪教的根源。

    一、当代中国邪教概况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就有邪教，名叫弥勒教。明、清两朝邪教十分猖獗。新中国成立前后，反动会道门曾一度泛滥，但是，到1953年就被人民政府彻底取缔和铲除了。1979年以来，一些新的邪教组织钻我国改革开放的空子又冒了出来。

  （一）当代中国邪教的主要品种与特点

    当代中国究竟主要有哪些种类的邪教呢？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权威部门的认定，整合学术界邪教研究的各种成果，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早期最典型的邪教是一贯道，其次才是同善社和在理教。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认定法轮功是邪教；还认定了包括呼喊派、门徒会、被立王等一些邪教组织；其中有些邪教还产生了新的变种，包括呼喊派的变种东方闪电、呼喊派的变种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等。所以，当代中国影响较大的邪教至少有××种，其中改革开放后产生的邪教有××种。这些邪教各有其特点，具体说：在当代中国，一贯道、同善社和在理教是最早的邪教，法轮功是影响最大的邪教，呼喊派是派生出子邪教最多的邪教，门徒会是最反动的邪教。

 （二）当代中国邪教的基本规模和来源

    在当代中国的邪教中，“法轮功”邪教一度拥有数以百万信徒，其他邪教的信徒总数已经超过百万人，门徒会的信徒一度超过数十万人，东方闪电的信徒有几十万人。法轮功邪教的活动遍布全国除西藏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并主要在城镇活动；其余邪教主要在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的乡村活动，特别在河南、陕西、四川、重庆、云南、江苏、吉林、安徽等省一度十分猖獗，公开地与党和国家基层政权或政法机关作对，围攻派出所，冲击政府机关。在这些邪教中，当代中国早期的一贯道等邪教和法轮功是篡改佛教和道教的杂烩邪教，有些则是打佛教幌子的邪教，其余邪教则是打着基督教或《圣经》旗号的邪教。改革开放后政府认定的邪教，多是本土邪教，也有一部分邪教是从国外或境外传入的。

 （三）当代中国邪教的个性特征与危害

    在当代中国，有些邪教打着宗教幌子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冒宗教之名，行邪教之实；有些邪教歪曲宗教教义，宣扬极端迷信邪说，破坏合法宗教活动，聚众闹事，抗拒国法，污蔑中国共产党，煽动推翻人民政府；有些邪教大肆开展极端迷信活动，装神弄鬼，驱鬼治病，使成千上万信徒精神错乱或死伤致残；有些邪教强抢宗教信徒入教，暴力惩罚违规信徒，镇压脱离本教者；有些邪教围攻新闻媒体机构、政法单位和党政机关，暴力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些邪教宣扬性自由，以性为诱饵发展信徒，聚众淫乱，个别邪教头目甚至强奸信徒，破坏家庭，违法犯罪；有些邪教编造谎言，诈骗信徒钱财，非法出版邪教音像图书，偷税漏税聚敛钱财，严重扰乱经济生活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对邪教深恶痛绝。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法律尊严和社会秩序，中国政府坚持依法取缔和打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二、当代中国邪教的根源

    建国初期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邪教无疑是社会大动荡的产生物和存在物。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逐步进入社会转型期、体制转轨期、结构调整期、矛盾凸现期。邪教组织在中国部分地区又开始出现，至90年代邪教组织及其活动发展到了顶点，先后产生了至少××种邪教，给社会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中国政府从1983年就开始依法取缔和打击严重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并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残余邪教势力及其顽固分子的危害活动在中国至今没有绝迹。

    邪教是鬼神迷信思想与即将激化的社会矛盾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大变革时代的间断性社会历史现象，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极端信仰及其组织和活动。这就是邪教的起源和本质。因此，没有鬼神迷信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不可能产生邪教；没有即将激化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也不可能产生邪教。虽有这两个方面的条件，但如果它们不相互结合，也不可能产生邪教。当代中国邪教是古今中外鬼神迷信思想与当代中国及世界即将激化的社会矛盾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古今中外鬼神迷信思想和当代中国及世界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都是当代中国邪教滋生蔓延的重要根源。具体说，当代中国邪教的产生发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根源：

 （一）当代中国邪教的国内历史根源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狭义）领域的腐朽残余传统和思想文化是当代中国邪教产生蔓延的历史根源。

    其一，历史政治根源。一是当代中国邪教沿袭了中国古代邪教开展政治斗争的衣钵。中国邪教最早产生于封建社会。当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矛盾、阶级斗争即将尖锐化之际往往就会产生邪教，邪教思想往往成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暴动的精神支撑。例如，中国元朝末年，朱元璋以白莲教为背景，领导农民武装起义，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王朝。二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制度的残余为当代中国邪教产生创造了条件。比如，封建家长制、封建专制、封建人治传统，乃至封建世袭制等的残渣余孽并没有完全消除，甚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很有市场。这些旧的政治传统残余的存在，在客观上为邪教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二，历史经济根源。一是从清朝中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中国经济在世界上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经济十分落后，科技文化不发达，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更是把中国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为当代中国邪教创造了历史的经济条件。经济科技落后必然导致人们对诸多自然和社会矛盾无法解释，进而容易产生有神论信仰，包括产生邪教这种极为粗糙的极端有神论信仰。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一贯道、同善社、在理教等众多邪教泛滥成灾的重要根源。二是为封建经济制度特别是其分配制度所决定，中国历史上广大劳动群众总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经济生活的困苦状态是邪教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当代中国邪教继承了这一传统，吸取这一经验，它们总是在贫困地区特别农村贫困地区去发展邪教组织。

    其三，历史文化根源。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根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迷信活动种类繁多、花样百出，对封建后社会的思想文化影响极大、危害很深，对人们信仰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当代中国邪教首先根源于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动。一是邪教最早源于古代的巫术、迷信思想。邪教与预言个人及家庭吉凶祸福并谎称能消灾避难的巫术、迷信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邪教天然地是巫术和迷信，但巫术和迷信思想并不一定都是邪教。在当今世界，只有那些与社会政治现象关系密切、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巫术和迷信才是邪教。二是邪教直接来源于古代的谶纬神学思想。谶就是神的预言，实质上，则是假借神的预言，示人以吉凶。《四库全书》中还写道：“纬者，经之支流，衍及傍义。”并且讲到，它杂以术数之言，益以妖亡之词，附会以神其说。《春秋纬·演孔图》中居然说孔子是其母与黑龙杂合后所生，故称“玄圣”。三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邪教是以民间秘密教门的形式出现的，是从民间宗教中分化出来的极端教派。它们或者歪曲篡改一种正统宗教教义、或者篡改并杂糅多种正统宗教教义和其他迷信思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它们以谋财害命、造反夺权为己任，是与社会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教派。

    其四，历史社会根源。中国历史上的邪教都是社会不和谐的产物。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是极不和谐的社会。穷人无钱买地、无钱读书、无钱治病、生活毫无保障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制度、教育体制、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合理、不和谐。历史上社会建设方面的残留物对当代中国邪教的产生肯定或多或少有其影响。[Page]

 （二）当代中国邪教的国内现实根源

    邪教产生蔓延的主要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矛盾都是邪教产生蔓延的主要根源。

    其一，现实政治根源。一是当代中国经历的社会制度的大转变对人们特别是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冲击很大。建国之初，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阶级与工人等劳动阶级之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政治斗争，是当代中国邪教产生的重要政治根源。二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虽然比旧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但也出现过严重问题。例如，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是新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和重大挫折。三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仍然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政治不民主、不公正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都是邪教产生的现实政治根源。

    其二，现实经济根源。一是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特别是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人们抗御自然灾害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相对较弱，对自然界的某些现象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在自然界面前经常表现出无能为力等等，不得不借助某种信仰来进行自我安慰。于是，邪教这种极端信仰就乘虚而入，产生和发展起来了。这是邪教产生发展的原始根源，即自然根源，或叫生产力根源。二是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要求，我国对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体制进行必要调整，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被我们忽视的一些新矛盾和问题也产生出来了，如突出了效率优先，忽视了兼顾公平。又如，有些社会成员占有的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被不合理甚至是违法地掠夺，下岗失业工人增多，“三无（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农民增多，城乡贫困人口相对贫困化现象加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问题，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弱势群体容易产生社会不满情绪。当他们对这些社会压力感到无能为力时，就必然会产生怨天尤人或听天由命的思想观念。此时若邪教打着“神”的旗号或宗教的幌子来“拯救”，这些被社会遗忘的人们就极容易成为邪教的俘虏。这是邪教产生的最重要的现实根源，即生产关系根源。

    其三，现实文化根源。一是先进思想文化与落后思想文化并存。在当今中国，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所弘扬，另一方面思想道德文化滑坡、诚信意识淡薄、理想信仰混乱、精神家园失落、迷信活动盛行、科学精神缺乏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合法的传统宗教信仰没有吸引力，而看相、算命、占卜、扶乩、观花、跳神等封建鬼神迷信思想及其活动却泛滥。封建迷信和现代迷信文化的泛滥也是当代中国邪教产生蔓延的重要文化根源。二是高等教育相对发达与基础教育相对落后并存。据调查，我国参加邪教组织的人绝在部分都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由于文化低、知识少，是非判断能力弱，这些人往往分不清楚什么是正教与邪教，糊里糊涂地就成为了邪教的俘虏。由于农村教育更加落后，农民受教育的年限相对更少，特别是受新读书无用论影响农村新文盲还在不断产生。因而农村的邪教活动更多。三是少数人科学素质极高与多数人科学素质很低并存。在当今中国，由于普遍缺乏必要的科学常识，一些人往往凭直觉判断好坏与对错，坚定不移地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懂运用科学方法来判断正邪，对一些伪科学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四是文化产业总体上还十分落后，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有偿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少，免费的公益的群众文化体育娱乐场所和设施相对更少。五是民间宗教活动的迅速发展，对邪教的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六是20世纪80年代年兴起的气功热浪潮在客观上为邪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一种特殊文化基础的条件。七是正在兴起并且大有发展潜力的文化形式——网络文化为邪教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Page]

    其四，现实社会根源。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也使得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新矛盾和新问题。例如，在社会就业方面存在失业率越来越高和歧视农民工的现象，失业率登记从来就不登记农民工失业人数，农民工的待遇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较窄，农村的社会保障尤其滞后，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受到制约。教育卫生相对落后，农村的教育卫生特别是医疗卫生现状堪忧。居民住房价格居高不下，农民工住房条件普遍很差。安全生产管理漏洞百出，人为矿难事故经常发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和发展无疑增大了人们的社会压力感，甚至是压迫感。这样的情感和情绪往往成为下层群众信仰超社会神秘力量的一个客观条件。一旦有邪教入侵，他们很可能难以抵抗，容易成为邪教的俘虏。

  （三）当代中国邪教的国际根源

    当代中国邪教的产生蔓延有其国际背景，其中有的邪教本身就是从国外传入的，有些邪教还得到了国际反华和敌对势力的大力支持，并充当了其炮灰。

    其一，国际政治根源。一是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一超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一个超级大国。它大搞霸权主义，动不动就干涉别国的内政，其中包括从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干涉别国内政。例如，在对待邪教问题上推行典型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对本国邪教依法进行严厉打击，甚至不惜出动军队、运用重型武器包括军用飞机对大卫教派进行镇压和摧毁，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法轮功邪教网开一面，把法轮功视为自由宗教，不仅对法轮功邪教教主李洪志进行政治庇护，而且美国国会的外交委员会还在经费方面以支持自由宗教的名义给法轮功邪教予以资助。这是法轮功邪教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并且至今还在国际上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在当今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依然存在。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美国的带领下总是企图消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企图像对待前苏联一样在中国也搞一场和平演变，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甚至公开容忍法轮功邪教在本国的活动，有时甚至公开支持和保护法轮功邪教。有的西方国家甚至名正言顺地把法轮功注册为合法宗教组织，声援法轮功的活动。有的西方大国议会的专门机构甚至还打着支持所谓自由宗教的名义，在财力等方面支持帮助法轮功邪教组织。三是当今世界还存在五股反华势力，它们相互勾结，共同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对。具体讲，目前国际上还存在藏独势力、台独势力、东突独势力、民运分子势力和法轮功势力等五股反华势力。他们在国外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暗地或公开相互支持、相互勾结，共同反华。

    其二，国际经济根源。一是在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这就为国外和境外邪教向中国大陆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国际敌对势力给予中国邪教组织经费资助，是当代中国邪教存在的一个重要经济根源。当代中国的一些邪教被严厉打击和取缔后，其邪教头目们纷纷逃往西方国家“避难”。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政治上反华的需要，把这些从中国大陆逃往国外的邪教组织视为自由宗教组织，甚至还通过国家权力机关从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另外，还有少数国外反华分子主动捐资支援从中国大陆逃往国外的邪教组织。比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就得到了西方某大国的一些反华势力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而且支持的数额还很大，一次就是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还有，从国内逃到西方国家的东方闪电教（又名全能神或实际神），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国外势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三是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和方法被引进了国内，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也跟着进入了中国。西方资产阶级腐朽奢华的物质生活方式对部分中国人思想冲击极大，往往使之丧失正确的理想信念，转而相信命运和神仙，甚至是邪教。[Page]

    其三，国际文化根源。一是国际上新兴宗教发展迅猛，其中一些教派走向极端演变成了邪教。这种局面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兴起和发展对中国邪教的产生和蔓延客观上有一定影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邪教泛滥成灾，无疑是当代中国邪教滋生和蔓延的一个重要文化根源。二是国外的洋迷信进入中国后也成为了一种时髦。现代洋迷信主要是指关于所谓星座的迷信。这种国际性的神秘主义思潮也是当代中国邪教产生的重要文化根源。三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文化产品，有的是宣扬迷信的，有的直接就是宣扬邪教的。甚至有的进口电视和电影中也在大量宣扬鬼神迷信思想。国外思想文化的隐性侵入对国人思想信仰的冲击具有“杀人不见血”的效果。

    其四，国际社会根源。一是国外社会组织特别是宗教组织的管理十分松散，而且对邪教采用“双重标准”。如美国，一方面它运用法律坚决取缔本国邪教，另一方面又把从中国等国逃到美国的邪教头目视自由宗教的领袖。这对我国邪教的存在和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思想上可能对中国那些很少享有社会保障的群体有较大冲击。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更高，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几乎人人享有社会保障。三是国外许多国家社会秩序相对混乱对中国社会的人们有较大影响。无疑，国际社会的混乱局面对当代中国邪教的活动有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