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教门与教门文化
引 言
民间教门，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下层群众的信仰集合体，长期存在。它既是正统宗教的对立物，又是正统社会秩序的对立物，构成一股朝廷畏惧、下层民众皈依的社会势力。这种现象，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关于民间教门的性质及社会作用，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歧见颇多，但它的重大社会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在历史上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控制着千百万下层群众的生活，时刻威胁着封建政权，而且延续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今一些邪教、黑社会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与它们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研究民间教门有不同的角度。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社会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发，正确了解中国民间教门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正确了解教门文化的内涵与影响，力求从中获得智慧和启迪，从而提高防范和处理当代邪教问题的能力。
胡锦涛同志说：“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
开展对中国民间教门与教门文化的研究，无论对指导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反邪教斗争，还是防范邪教滋生蔓延的长远战略谋划，都是有意义的。
一、什么是民间教门
中国民间教门，又被称之为民间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民间秘密教门、民间秘密结社、会道门，还被称为亚宗教、准宗教等，是与正统宗教相对而言的。
正统宗教，一般都是同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相协调、共存，并得到主流社会接纳、认可和支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都是官方宗教。而民间教门则是下层民众的信仰组织。同时，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作为下层民众信仰组织的民间教门，与上层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它们的教义所体现的反抗精神，与主流文化是相悖的；它们形成的强大势力，是对当时掌权者的天然威胁；他们的活动往往越轨，甚至走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而，总是遭到取缔和镇压。它们在高压下求生存、求发展，只能在秘密的状态下活动，并制定许多严格的保密制度和措施。教门在外人看来，是神秘莫测的。由于下层民众文化水平的限制，它们编制的教义“宝卷”，未免有许多荒诞不经、格调低下之处，无法与正统宗教那种思辨、理智、严肃、高雅的经典文本相媲美。这样，民间教门相对宗教来说：宗教是官方的，它是民间的；宗教是公开的，它是秘密的；宗教是高雅的，它是粗俗的。因此，称之为民间秘密教门较为合乎实际，简称“民间教门”，俗称“教门”。
中国民间教门的形成，源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方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信仰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层次性（二重结构，或者三重结构）。社会上层的信仰与下层群众的信仰有明显的差别，走的是两条路线。一般说来，正统宗教在社会中上层传播运行，官方信仰政治化（服务于巩固政权），知识分子的信仰哲学化（并不热衷于宗教祭祀而追求其哲理），他们信仰的重心都不在宗教。而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处在等级社会的最下层，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受到各种剥削和压迫，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不能阅读内容深奥、文字古雅的佛道经典，无法领略其中的玄机妙理，而他们又承受着社会最大的苦难，看不到现实的希望，不能不到神灵信仰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和归宿。但他们的信仰与正统宗教信仰的不同点在于，信仰的庞杂与易变。天祖神灵、佛祖菩萨、老君神仙，各种自然神、人物神（诸多的历史人物、神话小说人物）、器物神、职业神以及野鬼杂神，都在祭祀之列。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临时抱佛脚。这种信仰虽不十分虔诚和专一，但也信之如醉如痴。这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这恰恰是下层人民世俗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和对付各种灾难及艰难困苦的办法，实为无奈之举，是无办法的办法。正如列宁所说：“恐惧创造神”，“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
[Page]这种极其广泛的民间神灵信仰，无组织，即为民间神灵信仰风俗；有组织，则是各种民间教门。说白了，民间教门就是民间神灵信仰的组织化和团体化。而民间教门一经建立，那些衣食无告、精神无靠的下层民众，便会趋之若鹜，到这里来寻求保护、寻求依靠。因而，民间教门的发展壮大，整合出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并提出经济的政治的目标口号，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社会历史原因决定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民间教门与正统宗教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首先，它们都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都产生在人类社会。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初始阶段，并没有宗教。同人类极其漫长久远的历史长河相比，宗教是晚生的事物。
中国民间教门相对于宗教来说，更是晚生的事物。它们虽然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但它们的成员大都是被压迫阶级中不肯向自己命运低头的人。他们为了某种政治、经济或其他原因，诸如政治自保、经济互助、治病强身、精神慰藉等，模仿宗教自发结成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实体组织。
中国民间教门具有安善（宗教性）与叛逆（社会政治性）双重性格，在中国历史上扮演双重角色：在和平时期，它与佛道一样，给人以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在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王朝更替、人民流离失所的动荡年代，则与斗争思想相结合，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许多是民间教门号召、组织、策动与指挥的。
其次，宗教与民间教门都是一种历史现象，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有各自的产生发展过程，并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它们不仅有着共同的源头——原始宗教（民间教门更多地保留了原始宗教的巫术色彩），而且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结下不解之缘：民间教门发展演化为宗教（同主流文化协调、共存，得到主流社会接纳、认可），世界各大宗教及产生在中国的道教，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宗教也不断演化（异化）出异端教派、民间教门，并进而演化出反动会道门甚至邪教。
民间教门演化为宗教，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宗教也不断演化（异化）出异端教派、民间教门乃至邪教，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天主教演化出新教（基督教），基督教又演化出若干新宗教，其中包括一些邪教。我国现在地下活动猖獗的“实际神”（东方闪电），从“呼喊派”演化而来；“呼喊派”从“小群派”（基督教新教派）演化而来。佛教传入中国后，演化出诸多的民间教门，如大乘教、弥勒教、白莲教等。唐初从伊朗传入中国的摩尼教，演化出明教。元代末年的白莲教由佛教、明教融合而来。明代中叶的无为教（罗教），以杂糅儒释道三家为特色。宗教在我国演化的历史轨迹是：宗教→异端→民间教门→反动会道门→当代邪教。
宗教的演化（异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是宗教本身的过错。宗教与民间教门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第三，从文化的视角看，正统宗教与民间教门，不仅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社会组织，而且也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的精神生活各领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文化，是一种上层文化、高雅文化；同样作为意识形态的民间教门文化，是一种下层文化、粗俗文化。它们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社会精神生活各领域，各自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民间教门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与阶段性特征
中国民间教门产生于何时？以何种教门为标志？学者们说法不一。据我接触到的资料，有这样几种说法：以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张陵创立五斗米道为造衅开端；以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年），冀州僧人法庆创立大乘教并发动农民起义为标志；以元末形成的白莲教为“中国民间宗教”之开端；以罗清“无为教”的出现为标志，时在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即1482年。[Page]
研究中国民间教门的学者大都以东汉末年出现的五斗米道为开端。
关于中国民间教门发展与演变的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各有其阶段划分的史实依据与理论依据。但我们认为，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更便于从民间教门本身特征上了解其演变轨迹。
（一）自汉末至宋元（142年—1368年），为中国民间教门的发生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汉末，中经三国至两晋（142年—420年），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教门——早期道教的产生发展时期。
研究者一般认为，产生于东汉末年的早期道教（主要是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其组织形式为民间教门。
这一时期活跃着早期道教的两个系统。
一是五斗米道。东汉顺帝时（126年—144年）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创立。张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大邑县鹤鸣山修道，自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自称“三天法师正一真人”，遂以老子《道德经》为基本经典，造作道书24篇，创立五斗米道（入道者须交五斗米）。传道方式是符水咒语治病。张陵自称“天师”，他的儿子张衡称“嗣师”，孙子张鲁称“系师”。
张鲁建立政教军合一的割据政权，在汉中割据三十年之久，直至建安20年（215），才投降了曹操，但保存了五斗米道的繁衍。
除了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在汉中长期割据以外，各地的五斗米道也不断成为农民起义的温床。最著名的是东晋安帝隆安3年（399年）孙恩、卢循领导的五斗米道起义。从根本上说东晋亡于五斗米道起义。这次起义是门阀衰落、寒人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二是太平道。冀州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张角创立。张角得琅玡人于吉所传的《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从中受到启发，于汉灵帝熹平年间（172年—177年），取“顺天地”“和三气”而“致太平”之意，创立太平道。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致太平”的理想为号召，于中平元年（184年）发起了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太平道武装起义遍及全国，而且坚持了二十多年，数败复起，此息彼兴。最后，太平道与刘氏王朝在对抗中同归于尽，腐朽的汉王朝被新兴的魏、蜀、吴三国瓜分。太平道失败后，剩余的教徒大都归入五斗米道之中。
南北朝时期，一批世家大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对五斗米道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改革：一次是北魏寇谦之领导的“清整道教”运动，除去“三张伪法”及租米钱税，立坛法，制科仪；另一次是南朝刘宋时代江南道人陆修静重整江南天师道组织，规定神职人员的升降制度，为教置治录籍，规定斋戒科仪。经过改造，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奠定道教发展方向的经典著作和符合封建统治规范的道教流派，从而标志着中国道教走向了高层化和理论化，成为正统宗教。
通俗道教仍在民间流传。
第二个时期：自南北朝始、中经隋唐五代至宋元（420年—1368年），为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变体产生发展的历史时期。主要教门有：
（1）大乘教——佛教的变体。北魏宣武帝延昌4年（515年）冀州僧人法庆创立的大乘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借佛教名义、实为佛教变体的民间教门。
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年），冀州（今河北冀县）沙门法庆、惠晖在渤海郡李归伯的支持下，起兵于武邑郡之阜城，自号大乘，扬言“新佛出世，除去众魔”，克郡城，杀官吏，烧寺院，焚经像，杀僧尼。义军发展迅速，众至五万余人。大乘教起义延续了近二年，兵锋及两州四郡。法庆以大乘教为号召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其异端思想流传下来，乃至千年后的明末清初，仍有一些民间教门袭用大乘教的名称。如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大乘天真园敦教、张保太大乘教等。
（2）弥勒教——佛教的变体。南朝梁代沙门傅翕（傅大士，浙江义乌人），自称是从兜率天下生的弥勒佛，到世界上挽劫救难，从而演化出民间教门弥勒教。时在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傅翕在世时，弥勒教虽未成为对抗剥削阶级的团体，但在嗣后的年代里经常演变成发动暴乱的民间教门的信仰支柱。两个世纪后与白莲教合流，奋起反抗元朝的野蛮统治。[Page]
（3）明教——摩尼教的变体。摩尼教，公元243年波斯人摩尼创立。唐高宗（650年—683年）时，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武则天允许摩尼教作为合法宗教在中国公开传播。与此同时，摩尼教还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并以泉州为中心向内陆腹地发展。
唐武宗继位后，摩尼教开始步入厄运。会昌三年（843年）朝廷下令查禁摩尼教，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并残酷杀害摩尼教徒。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摩尼教随之遭到彻底禁断。摩尼教从此转入地下活动，一分为三：一部分攀附佛道；一部分到西北、华北一带活动；一部分转移到其势力较为雄厚的福建、浙江沿海一带。
摩尼教至宋代又复活跃，主要流行于福建江浙一带，被称为“明教会”、“明教”、“食菜事魔”。明教在宋代已有相当势力，成为诸民间教门之首，并走上了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明教在禁欲崇俭、不食荤酒、提倡互助等方面继承了摩尼教的传统，特别发扬了摩尼教追求光明、鞭挞黑暗的教义思想，对于贫苦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流传甚炽”、“不劝自盛”。
作为摩尼教变体的明教，反映下层群众的意愿，更加强化了策划农民起义的特性。两宋时期明教发动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方腊起义和南宋钟相、杨么起义。
（4）白莲教——佛教弥陀净土宗的变体。作为佛教宗派的白莲教（白莲宗、白莲社），产生于南宋初年；作为民间教门的白莲教，则出现在元代末叶。
平江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僧人茅子元，于南宋初年创立白莲教（白莲宗、白莲社）。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因白莲教结社聚众的活动方式与“食菜事魔”的明教相似，被当局视为“事魔邪党”予以取缔，茅子元也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孝宗（赵昚、音慎）1163年即位后，赦免了茅子元。此后白莲教在南宋公开活动，再没遭禁止。
元代统一中国后，承认和支持白莲教的活动，使之进入兴盛时期，忏堂大量出现，教徒多不胜数。白莲道人遍布南北，构成了隐藏在大元帝国社会下层的一种强大异己力量，特别是借白莲教造反事件不断发生，导致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元政府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从元朝建立到武宗正大元年，白莲教已公开活动了二十九年。但是，在白莲教重要活动家江苏丹阳县人普度的努力下，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即位，又宣布白莲教为合法宗教。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元政府再次下诏“禁白莲佛事”。
重遭禁断的白莲教，转入了地下活动，并开始与弥勒教、明教合流，到顺帝至正（1341年—1368年）初年，终于蜕变为民间教门。其主要标志是，此时的白莲教既吸收了弥勒教的“弥勒下生”信仰，又接纳了明教的“明王出世”教义，并将这两种思想融合为“明王出世，弥勒下生”作为它的教义宗旨，从而使它彻底背离了佛教弥勒净土信仰，成为一个新的民间教门，带上了更多的反叛精神，或者说，本来意义的白莲教，仅具其名而无其实了。从此，白莲教被封建统治者冠以“邪教”的总称，再也不见容于天覆地载。变成秘密教门的白莲教，不久便被红巾军反元起义作为战斗的旗帜，掀起了一场推翻元朝黑暗统治的革命风暴。时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
（二）明代（1368年—1644年），民间教门的活跃发展阶段
研究中国民间教门不可忽视明代。无为教在明代的兴起，其影响之大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中国宗教通史》这样概括这一时期：明代是中国民间宗教史上划时代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可用“迅速兴旺、异常活跃、教派众多”来表述。明代的民间教门，骨干主要来自两个系统：一个是宋元出现的白莲教系统，一个是明中叶出现的罗祖教系统。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
（1）白莲教明初即遭禁断，受到残酷镇压（鲁迅：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但仍异常活跃。从明朝初年到成化（1465年—1487年）以前，白莲教一枝独秀，雄居大江南北，始终冲击着大明帝国的统治根基，构成明代最为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Page]
（2）成化以后无为教在华北崛起。无为教的出现，打破了白莲教一枝独秀的局面，在中国民间教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无为教的启示下，众教迭起，形成数以百计的教门，与白莲教相互激荡，掀起一场空前的民间教门运动。从地域上说，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主要教门有11个，最具影响的8个都在河北一带。
（3）明代民间教门，其主流仍然是白莲教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教主传承和组织接续，但在教义的基本倾向，在组织规则与活动方式上，明代民间教门的诸多教派都接受了白莲教的影响。同时，客观的社会作用也类似，连官方也认为“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所以，明代民间教门被人们泛称为白莲教，统治者把白莲教作为“邪教”的代名词，若有牵连便遭镇压。
各派民间教门活动概况：
1．白莲教系统。朱元璋的大明政权，是借白莲教反元而来，深知白莲教的厉害，他做了大明皇帝以后，立即于洪武元年（1368年）诏禁白莲教等民间教派。洪武3年（1370年）又重申禁令，并写进其后的《大明律》。
明政权的腐朽激起了白莲教此起彼伏的反抗。其中明永乐18年（1420年）山东蒲台县人唐赛儿（白莲教，自称佛母）领导的农民起义波及全省，影响很大。天启二年（1622年）山东郓城县徐鸿儒起义（徐早年参加白莲教，后加入东大乘教），迅速占领了山东运河两岸的广大地区，阻截漕运，多次重创官兵，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专制统治，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明末农民大起义并未打民间教门的旗帜，从其策动者和组织者来看，与白莲教无甚关系，但在义军的进军过程中，各地附入义军的小股民变集团为白莲教组织的则不在少数。据史料记载陕西兴平等地有“妖数数千”附入李自成起义军。民间教门具有的叛逆性，决定了他们在大规模的反明斗争中不可能袖手旁观，必然以显身手。
2．无为教系统。无为教（罗祖教、罗教），山东即墨人罗清于明宪宗成化18年（1482年）在密云县创立。罗清的宗教思想，集中体现在由其口授、弟子记录整理的《罗祖五部经》（又称《罗祖五部六册》）。这部著作阐述的是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其中最有划时代意义的是罗清提出的宇宙观和创世说。他是在吸收了佛教“虚空”与儒道两家“无极”等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大胆的理论创造。这一理论创造，为其后的继承者开辟了纵横想象和任意发挥的广阔天地，成为“真空家乡，无生老母”这一倡行于明末清初以来民间教门世界理论体系的滥觞。从此，正式产生了明清民间教门自己独有的最高创造神和救世主——无生老母，最佳理想归宿——真空家乡。
罗教正式形成后，在教义和活动上都表现出极大的独立性，更加具有反叛性，与正统宗教和现政权处于对立状态，受到正统佛教人士的攻击和政府的查禁。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被全面禁止，但无为教反而以各种名目继续发展。明朝后期的教门多是罗教的衍支或受罗教影响而生。
3．三一教——由学术组织转化而来的民间教门组织。嘉靖三十年（1551年），福建莆田（今福建莆田县）出身名门望族、贯通儒、释、道的思想家林兆恩创立。他四次省城应试落第，弃名学道，嘉靖三十年（1551年）开始创立三一教。三教合一论，是林兆恩立教的理论根据，也是他招收门徒、扩大教势的思想旗帜；既是唐代以来三教逐渐融合的思想产物，也是三教合一的集大成者。三一教实际上是学术团体，林兆恩去世后，他的传人把它转化为民间教门，时在明末清初。此时教势跨越福建、江苏、浙江三省，并远及北直。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遭到查禁。
（三）清代（1644年—1911年），民间教门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可称为繁盛发展阶段
造成清代民间教门繁盛发展的主要因素：
1．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产物。清初，受民族压迫的催激；清末，列强入侵，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复杂，人民的苦难更加沉重，为民间宗教的兴盛酝成了有利的社会政治条件。[Page]
2．无为教的推动。从罗清到弓长，民间教门从教义（宝卷）、组织方式（八卦管理）到活动方式（政权高压下应变、繁衍能力），都已走向成熟，为民间教门的创立与活动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南和范例，使民间教门进入繁盛阶段。
清代民间教门的特点是：
1．从民间教门总体格局上说，尽管各派林立，但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明代产生并流传下来的教派，明代各教派虽遭严厉镇压，但基本上都流传下来；一类是清代新建立的教派，如清初建立的天地门教、八卦教、在理教，清中叶出现的收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清末问世的真空道、由学术团体转化而来的黄崖教、刘门教，以及借用基督教名义建立的上帝教等。阵容比明代更庞大，更具活力。从地域上说，清代产生的大教门12个，6个在山东。
2．跨入清代历史的门槛，民间教门显露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比明代更具反抗精神，改朝换代的政治目标更为明确，成为清朝建国之初就遇到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清代又是中国历史上对民间教门镇压最为严酷的历史时期。上自皇帝，下至州县官员，乃至保甲长，都把查办“邪教”当作头等大事。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民间教门独立王国，动摇着清政权的根基。清廷虽全力查办，但此起彼伏，穷于应付，无形之中大伤元气。嘉庆初镇压川陕鄂豫甘五省白莲教起义，前后五年，耗银两亿多两，副将以下军官死400多名，一二品大员死20余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在民间教门打击下由盛转衰，江河日下。
3．清末民间教门仍然是民众反清起义的旗帜，但有了新的内涵：一是与清代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太平天国、捻军、辛亥革命，都有民间教门势力参与和发动。如清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会匪》中说：“当发匪初入长江，凡添帝会、串子会、捆柴会、丁叉会、红黑会、一股香会诸匪皆附之，乱遂大炽”；二是从反清发展到反洋，如义和团运动，具有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新内容；三是发展到清末，产生出由民间教门组织向近代政党演变的过渡形态——会党组织。从地域上说，会党活动在江南，教门活动在北方。罗教在运河两岸长江附近演化出青帮。
罗教传入江南形成的另一支派龙华教，入清后也遭到镇压。姚铎掌教权时为避免镇压，举家从处州庆元县原籍迁往温州永嘉，并改教名为老官斋教，简称斋教，时在雍正七年（1729年）。江南斋教发展很快，支派繁多（五盘教、青莲教、先天道、灯花教），部分支派于咸丰、同治年间与天地会合流，或实质转化为会党。会党有政治纲领、有共同的神灵信仰，有互助互济的共同利益，是扩大了的帮会，淡化了的民间教门，提高了的民间结社。已经具有了近代政党的雏形。
江南会党组织的建立，显然是受了民间教门的影响。清后期江南最大的会党组织天地会（洪门、哥老会、三合会等都是它的分支），实际上是由江南斋教各派汇合而成。教门与会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初期很重视借用会党的力量，尤其重视天地会和哥老会。孙中山、郑士良都是洪门中人。同盟会发源于兴中会，而天地会、哥老会是兴中会的骨干力量。黄兴、马福益的华兴会，陶成章、沈英、张恭的龙华会，都以哥老会为基础。海外华侨的捐助（洪门的海外力量），新军起义之发动，都赖于会党的力量。
牟仲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作了这样的概括表述：“我们从清朝民间秘密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看出这样的轨迹：开始以民间宗教为主，内部实行家族等级制度，如白莲教、罗教、八卦教等；逐渐产生了民间秘密结社，宗教性减弱，社会性增强，内部以兄弟相称，不分异姓、地域，天地会是由传统民间信仰中脱胎出来的政治性结社，太平天国则是以宗教为旗帜行改朝换代之实的社会政治革命运动；至清末，在民间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出现了近代政党。”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成立把种族革命提高到社会革命的高度，从而才有了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组织方式，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才逐渐提高到现代的高度。[Page]
（四）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民间教门分化转折时期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铲除民间教门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不仅明清时期的老教派得到延续，而且出现了冠以“会”“社”名目的新教派。
这一时期民间教门的活动特点是：
1．由秘密化到公开化。民间教门在清代受到高压。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革命党人为了利用秘密社会力量，曾给教门、会党以较好评价。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中国有反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红门也”；“夫此两秘密团体既具有全国之势力，则有志救世者，不可不探其内容也明矣”；白莲教“初立之本意，本在驱逐蒙古，虽借宗教为惑人之具，而其间实含有民族主义也”。孙中山先生则称洪门（天地会）为“民族老革命党”，保存在汉族下层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根苗”。
1912年3月11日，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辛亥革命后，民间教门大多数都畅行无阻。加上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家事实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民间教门上层压力减缓了，秘密性有所减弱，公开性有所增强。因而，进入民国后民间教门有所膨胀和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统计：有档案文献依据的会道门组织有4542种，其中以会命名的908种，以道命名的1601种，以门命名的366种，以教命名的368种，以堂命名的388种，以坛命名的295种，以社命名的152种，以学命名的14种，其他杂名450种。
2．在社会斗争激烈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民间教门的政治倾向出现明显分化的现象。实际上这种分化从1840年以后便开始了，前面已经说了，罗教在运河兵丁、水手中演化出行业组织青帮，另一些罗教派别则向会党、并进而向资产阶级政党演变；而民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分化更快、更明显。大体出现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投靠反动势力，成为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恶势力，即反动会道门，这是总体趋势。这是由这一历史时期的诸多因素决定的。首先，民间教门是我国农业社会（包括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产物，其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具有引导社会潮流的先进思想；而民间教门的教主们在骨子里渗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思想，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建立神权统治的封建主义王国。因此，民间教门很容易被教主操纵，走向歧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民主、共和、科学成为主导社会的时代潮流，民间教门当然与之格格不入。它们大都反科学、反民主共和，主张帝制和复辟帝制，日益显示出其落后性、反动性和破坏性，成为逆社会潮流而动的反动逆流势力。其次，当时的军阀、政客、官僚、日寇，都拉拢、扶植、操纵它们为己所用，这是一种外在的重要因素。第三，当时会道门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大都是劣绅地痞、土豪恶霸，他们要维护在群众中独霸一方的地位，也切不可离开反动政权庇护。因此，绝大多数民间教门走向反动是它的必然归宿。这类教门最有代表性的是臭名昭著的同善社（1912年重庆市大足县彭汝尊创立，先与伪满勾结，后与日伪合流）和恶贯满盈的一贯道（一贯害人道，先被日寇利用，被汪伪政权利用，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反对破坏人民革命）。全国解放后，反动会道门继续仇视、破坏我新生政权，与人民为敌，在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被取缔，头子被镇压。
第二种，保持民间团体的属性，以兴办慈善事业为主，起到了调解社会剧烈矛盾的作用。如1921年山东地方军阀创立的新兴教派道院及其附设的世界红卍字会，在日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后，及时掩埋尸体，救济灾民，发挥了人道主义的社会功能，受到人民的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完成历史使命的道院与世界红卍字会在中国大陆停止了活动。[Page]
第三种，紧跟时代潮流，成为社会进步力量。如以红枪会（民国5年即1916年首先在鲁西南兴起）为主的会门武装，先是奋起反抗军阀暴政、土匪为害，继而抗击日寇侵略。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造的大部分红枪会组织，成为新民主义革命的一支力量。
关于帮会的演变。民国期间的帮会组织开始了向黑社会组织的演变，由天地会演化而来的“洪帮”和由漕运行会演化而来的“青帮”最具代表性。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堕落为社会流氓团伙。随着贩私活动的进一步扩张，两大帮会渐趋合流，并与反动政治势力勾结，成为二十世纪前叶的严重社会问题。二十年代后，成为蒋介石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劣迹斑斑。1949年后，人民政府严厉取缔帮会，青红帮的势力基本上被铲除，他们的残余分子只好到海外和港、澳、台寻找生存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一些地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时有发生，看来对帮派毒素的延续也不可忽视。
三、教门文化及其演变
文化，是广泛应用而又难以精确把握的一个概念。
文化，按其内涵，有广义上的文化（人类取得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与狭义上的文化（意识形态）。按其形态，可分为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
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条就是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立党之本。党的十六大报告着重讲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执政党的这一态势，使得文化问题进一步受到学术理论界的关注。在这种文化自觉意识指导下，有些学者更侧重从文化层面来认识宗教。同时，对民间教门的产生与反抗，也由侧重从阶级矛盾、经济关系恶化来解释，拓展到从文化层面深入挖掘、分析上来，这对认识历史上的民间教门、防范当代邪教滋生蔓延，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那么，什么是宗教文化？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宗教学原理》指出：“宗教是以异化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而被实体化了的一种社会体系和文化生活方式，这就是宗教的文化属性。”
我们还是按照文化的三个层面来具体了解宗教文化的内涵：
（1）宗教的物质文化，包括：庙宇、寺院、教堂、道观、塔洞（宗教建筑）；圣像、神像（绘画、雕刻、雕塑）；供品、祭品、用物、工具（烹调技术、制造工艺）等。这些宗教器物是宗教意识的物化现象，是宗教得以确立的物质基础（硬件）。
（2）宗教的制度文化，包括：宗教的组织结构，教阶制度，宗教礼仪，宗教法规，宗教习俗，修持方式，宗教庆典等，这些构建宗教活动的一切形式和方法，统称为宗教制度。宗教制度是宗教意识的结构性表现，是宗教得以建构的组织力量。没有一系列制度，则形不成组织。
（3）宗教的精神文化，包括：宗教经典，宗教教义，宗教神学，宗教人生观；神谕神启，宗教神话，宗教艺术、文学、音乐，宗教伦理等一系列宗教意识活动，是宗教意识的多样性表现，信仰是宗教文化的核心内容。三者相辅相成，前二者为外壳，后者为内核，三位一体。
民间教门是相对于正统宗教而言的，教门文化的内涵也只能参照宗教文化来认识。我们同样按三个层次分析民间教门文化，便会发现：在第一层面上，民间教门文化要贫乏得多；在第二个层面上，相对丰实一些，有些制度甚至比正统宗教还要严密得多；在第三个层面上，虽然粗俗，但并不十分贫乏。从形态结构上看，民间教门文化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概括地说，教门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是民间教门得以自立的精神支柱。在统治森严的封建政权之下，如果没有一种超乎寻常、符合下层群众需要的精神力量，是无法把下层民众团结在一起与剥削统治阶级抗衡的。于是教门效仿宗教创立自己的信仰、仪式、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以及提出政治性、功利性的神秘预言、口号，把分散的下层民众团结一起。这种凝聚力量，就是教门文化。[Page]
（一）教门文化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教门文化的灵魂和核心
教门文化的理论体系是民间教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民间教门理论家和实践家不断探索和实践的产物。在民间教门的产生发展阶段，先产生的五个教门基本上呈现的是各自独立发展、互不相融的格局，那时还不可能产生为下层民众普遍认同的理论；在元末，白莲教与明教、弥勒教融合，提出了“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的思想，这是一个进步。在活跃发展阶段，罗教提出“无生老母”（最高女神）和“真空家乡”（天堂）的概念，民间教门开始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最后由弓长集其大成，终于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民间教门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主要内容是：无生老母创世救世说，三世三佛（或三期三佛）接续莲宗说、入教避劫说、十步内丹修炼术及按九宫八卦形式建立管理组织等。这套理论系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成为清代乃至民国时期下层民众“生活的样法”。
（二）教门文化的凝聚力
教门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屡遭禁绝，成员被杀被捕，流放充军，祸及宗族，然而教门愈演愈烈，愈杀愈多，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道理何在呢？仅靠“愚夫愚妇”是难以服人的。除了阶级压迫、剥削社会原因外，还应该从教门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中去寻找。
教门文化同宗教文化一样，是一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都是在生死问题上做文章，不过有雅俗之分罢了。它为下层民众提供度世超俗的灵丹仙术，以满足民众的超越心理。人生为生与死、贫与富、爱与恨等难题困扰，首先是生死问题。人死后到何处去？人世之外还有没有一个灵魂的世界？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人有无来生？人生受苦来生是否还受苦？人生所爱的人来生是否还会在一起？如此等等。这类问题总是困挠着一般的民众，并且总是幻想得到宁信其有的理想答案。民间教门在这方面为下层民众提供的解释，使他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真空家乡”便是一个绝好的去处。比宗教宣扬的灵魂上天堂要简便得多，无须经过任何审判。
教门文化是一种神秘医疗文化，来源于原始巫术。教门大都有各种治病疗疾、祈福禳灾的神方妙术，这对一般无钱疗病的下层民众也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其中招神驱鬼的符篆法术，对老百姓关系尤为密切，在民间教门中起过很大作用。如东汉末汉中张修的五斗米道，在用符篆为民众治病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教门组织。具体做法是先将病者的姓名及服罪改过的意思写在符篆上，一式三份，然后一份放在山上，一份埋在地下，一份沉在水里。意思是病者取得了天官、地官、水官的谅解（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其病不治自愈。据记载效验比较明显，汉中百姓都乐于归附。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张角的太平道则醉心于“守一之法”：存想身体内部各大器官为生命之窍；守住身神，使神不离形（即后来的存思术、存神术）。此外还重视“自悔忏罪”、针灸调脉、祝谶召神、葬宅占选等方术。借此聚结民众、发展势力。
教门文化的互助精神对民众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民间教门通常最具有人情味，相互交往中体现了一种兄弟情谊。在历史上曾经流行的“五斗米道”、“明教”，对贫困的门徒在经济上进行援助。“五斗米道”在交通要道设“义舍”，为教民免费提供食物。明教规定一人有难，众人相助。这里有一种大同的味道，蕴含着一种温暖的人情魅力。
民间教门的集会活动方式暗含了下层民众的需要选择。民间教门各派，一般都讲究坐功运气。去掉神秘的成份，实际上是调身、调息、调神的气功理论。教首们往往用“气功”绩效来加强教众对教义的理解。坐功主要用来招收贫困无靠的弱者。习武也是教门的活动方式。有些教门活动分文武两场，武场主要用来招收好勇斗狠的强者。教门习武，可以使信众增强体质，增强纪律性，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力量。下层民众忙于谋生，文化生活极其贫乏。民间教门正好填补这一空白，多兼有组织乡村娱乐活动的功能。所有这些富有趣味的文化活动方式，增强了信众对教门的归宿和对教义的信仰。[Page]
教门文化的构建原则（实用性和包容性）。各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其意识形态的认知基础是有同一性的（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但不同宗教的具体认知方式和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各自据有封闭式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在近代以前（特别是西方）往往引起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冲突。当今世界的潮流是以世俗的政治、经济、文化为主导的，这种宗教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已经有所缓和。但是，各正统教派对吸收不同文化是理智、严肃的，是以保根固本为根本原则的。宗教在吸收世俗文化为己所用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应有的独立性。
而民间教门文化却没有这种严肃性，走了一条实用主义的构建之路。它们的教义，广采于各家。儒家的道德信条，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经节文字、修炼方术，原始宗教的巫法巫术，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资料，只要有用，统统拿来，杂而烩之。它们崇拜的神灵更是不可计数，既有宗教各家的神灵，又有历史上的权威人物，还有戏剧、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更有自己塑造的种种神祗，会于一堂，分出等级。杂而混的信仰，正是民间教门的粗俗之处，也是对缺少文化的广大农民的巨大吸引力所在。这种信仰方式，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
（三）教门文化的演变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教门文化，是一种与上层文化儒、释、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下层文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这种文化古朴、真率，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下层民众的宗教情感，反映了下层民众期望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也曾经慰抚了下层民众的心灵，发挥了扶助人生的作用。这种文化还曾动员起千百万民众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统治，从而“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又动员人们举起了爱国主义的旗帜，此时此刻的教门文化，体现了具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民族精神。因此，教门文化具有历史意义上的人民性、民族性、合理性、正义性和进步性。
从文风上看，教门文化所具有的通俗性，是上层文化无法比拟的。它的“宝卷”多用韵文、说唱形式写成，朗朗上口，易懂易记，入心入脑。可以称得起“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对今天的文学艺术、社会媒体有借鉴价值。
教门文化崇拜女神，反映了一种男女平等的思想倾向。罗教各派崇拜的最高神灵“无生老母”是个女性，各支派的教主女性也不少。妇女在罗教中地位还是很高的。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尺度。民间教门崇拜女神，是对当时男尊女卑封建等级社会秩序的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进步。
民间教门文化发展到民国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新文化思潮的出现，社会革命理论的传播，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它那套鬼神巫术思想，劫难救世说教，越来越表现出它的滞后性，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它的战斗旗帜功能已日渐失去，而精神鸦片作用却迅速扩大凸显，并转而对抗民主与科学，阻挡文明与进步。从总体上说，成为束缚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严重桎梏，成为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障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顽固、最落后的营垒。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当对教门文化这种落后性、腐朽性进行否定和批判。
四、民间教门与教门文化的启示
分析研究中国民间教门与教门文化，可以从许多方面获得智慧和启示。按照我们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民间教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当代邪教的区别
旧的封建史学，站在封建专制政权的立场，对民间教门的活动一概否定。特别对于那些打着民间教门旗帜的农民起义，更是深恶痛绝，一律归为“叛乱”、“邪教”，对其成员称为“教匪”、“邪匪”、“会匪”等。[Page]
清政府灭亡后，二十世纪初的史学家们，仍然沿用了辛亥革命党人的观点，视教门为“有志救世”的“含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应当说，这是史学思想的进步。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产生了全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史学家，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和研究民间教门，特别是农民起义利用过的教门。从而改变了旧史学敌视农民起义的观点，对农民起义加以肯定和赞扬。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发表于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把黄巾、宋江、方腊、朱元璋、太平天国等打着民间教门旗帜反抗封建专制政权的农民武装斗争，都列入了农民起义、农民反抗运动、农民革命战争的范畴。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从农民起义的高度，肯定了打着民间教门旗帜的农民武装斗争的性质（不是对民间教门的全面评价），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论断。
解放后，由于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是打着民间教门的旗帜进行的，学者们把民间教门和会党纳入了农民战争的研究范畴。这个时期有些论著在评价民间教门和会党的功过时，过多地肯定了其反抗封建统治的光明面，对其阴暗面则较少涉及。在分析教门与会党的性质时，往往有理想化的成份。应当说，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可是近年来由于国内邪教的猖獗，一些学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历史上的民间教门一律称为“邪教”。
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面分析认识民间教门的社会历史作用，既肯定其积极意义，又指出其消极影响。民间教门的教内生活，有其落后性、黑暗性的一面，如封建等级统治，教权的家族世袭传承，教主利用传教敛财渔色。有的教主把群众奉献的血汗钱大肆挥霍，或购置房产田地，成为新的地主豪强，或捐官跻身统治阶级。在叛逆活动中，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如过度杀戮、毁坏建筑物、掠夺财物及人口等。不过不同的教门程度不同而已。对这些良莠不齐的民间教门，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主观主义、理想主义和片面性。笼而统之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是有害的。全盘肯定，则肯定了民间教门的消极落后因素，难免有人效尤；全盘否定，又否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地位，同样是一种理论误导。
同时，我们还要正确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历史和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上的民间教门与当代邪教，虽在许多方面相同相似，但却有性质的不同——历史上的民间教门有其积极意义，当代邪教却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必须全面认识民间教门与封建专制政权的关系
1．淫祀（过度的无节制的祭祀）迷信是民间教门产生的思想基础和聚集手段，封建专制政权对其危害虽然也早有认识（礼祀：淫祀无福），然而当权者为了维护统治，又总是借助于迷信观念来维护其合法性，有意无意地空构和推广迷信观念；特别是封建帝王除了宣扬“君权神授”、自己是“真龙天子”之外，为了寻求保佑还参与种种祀典、封禅，甚至佞佛佞道，深信巫觋之类的事例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对民间的淫祀迷信有莫大的示范诱导与推动作用。迷信盛行便会导致民众聚集，极易形成迷信群体。从这个角度说，君主专制政体是滋生迷信的温床，正是封建统治者为民间教门的产生创造了思想基础。这就启示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绝不可以染指封建迷信活动，什么滥建小庙、“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滥建神怪洞府之类，都是不可取的。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应采取文明的形式，烧香、作揖、跪拜，领导人是不可以做的。否则，在客观上会有利于迷信泛滥，甚至会催生出邪教。[Page]
2．贫困群体是产生民间教门的社会基础。专制政权庇护下的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疯狂兼并土地，致使大批农民成为贫民、饥民、流民。当民众对现实生活最一般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便会转而求佛道，求佛道不成便会求鬼神，求鬼神不成便会进教门。这又是封建政权不自觉地“逼迫”迷信民众聚合，进而与当局对立。这就启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认真解决社会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的问题，为他们创造过得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使他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也享受到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成果。
3．封建统治阶级缺乏适当的态度和政策。“政刑失，寇盗滋张”，是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对民间教门总是采取残酷的极端政策。检视历史法典，对待民间教门成员重则处“绞”、“斩立决”、“斩监候”等，轻者判处徒刑或流放僻远地区，“杖二十”算是最轻的了。他们妄图收“以辟止辟”之效，结果适得其反。更有甚者，下层官员为了讨好上司，邀功请赏，又总是滥杀无辜，使许多人走上“官逼民反”的道路，结果不仅没有缓和矛盾，反而愈演愈烈。这就启示我们，今天我们惩治邪教犯罪，必须认真执行“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上当受骗者，集中力量打击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的政策”。对待邪教一般成员，不可采取过激的态度。
（三）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
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包含着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所谓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是指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还是党的十七大报告讲得好：“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化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教门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含有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对待教门文化也应象对待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防止其腐朽部分沉渣泛起，毒害群众，更要防止它改头换面，鱼目混珠，成为群体组织的指导思想。
虽然民间教门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但教门文化作为社会意识，既然已经注入社会，并曾经成为下层民众的生活样式，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它不会随着社会变迁，时代进步而很快消亡。为思想文化变迁滞后性规律所决定，它还会长期潜伏在人们的意识里。文化是有继承性的，有人继承其精华，也会有人继承其糟粕，还会有别有政治图谋的人把教门文化糟粕用作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反政府的工具。当代邪教“法轮功”拼凑的歪理邪说，正是教门文化糟粕的沉渣泛起。我们从当代邪教组织中，虽然一般看不到与反动会道门的师承关系和组织接续，却不难看到教门文化糟粕的影响（宣扬末劫，耸动人心；利用宗教，排斥宗教；以巫术、谶谣、气功等蛊惑人心，扩展组织等）。
这就启示我们，只有从文化的层面认识民间教门，才能深刻认识民间教门、反动会道门与当代邪教的渊源关系，认识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制定防范和惩治邪教的正确的战略、策略。我们对教门文化糟粕的破坏性、顽固性绝不能低估，及时遏制教门文化糟粕的泛滥，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四）借鉴历史经验，探讨防范邪教的治本之策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某些邪教特征的民间教门与具有邪教性质的反动会道门长期存在、时隐时现，但与政府公开对抗或者制造社会动乱，却不是经常发生的。历史经验证明，教门大规模地泛滥，一般需要三个社会条件：一是社会矛盾激烈复杂，改朝换代或者社会转型，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受到冲击，出现“信仰真空”，精神生活失去依托，主导文化失去引领作用；二是贫富分化，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物质生活失去依靠，成为教门招募的主要对象；三是社会管理出现薄弱环节，教门滋生有空子可钻。当然，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Page]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社会现象、历史事件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待到教门泛滥的社会条件一旦形成，教门泛滥乃至公开与政府对抗，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上教门滋生泛滥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代邪教产生的原因。
首先，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转型是个复杂的过程，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纷至沓来，也是客观存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原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困惑和迷失，正在寻求新的精神寄托，这就为具有极大欺骗性的邪教的侵蚀开了心灵之门。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获得快速发展，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毋庸讳言，社会上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弱势群体，他们占的比重偏大。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集合。他们在经济上具有贫困性，在生活质量上具有低层次性，在心理承受能力上具有脆弱性。贫困是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弱势群体潜在的危险性较多，他们成为邪教裹挟的基本信众。他们绝大多数是上当受骗者，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受害者。
第三，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社会控制的难度加大，加上有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和不健全，造成了社会控制的诸多薄弱环节。有人说，在农村“有智力的去上学，有体力的去打工，有觉悟的去当兵，剩下的去练‘法轮功’”。此种说法虽为戏说，但却不是无根据的瞎说。危机总是在系统边缘和基础的地方显现出来。正是社会控制的薄弱环节，为邪教提供了蔓延的空间。
鉴于以上认识，防范治理邪教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的那样：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注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二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弱势群体，釜底抽薪，使邪教无兵可招。第三，加强社会管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加强基础工作，减少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挤压邪教滋生的空间。所有这些，才是最具根本意义的治本之策。
[参考书目]
[1]濮文起：《秘密教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路遥：《山东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
[3]芮传明：《淫祀迷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4]龚学增：《宗教问题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5]陈麟书、陈霞：《宗教学原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6]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7]易水寒：《中国江湖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8]刘联珂：《中国帮会史》，团结出版社，2004年。
[9]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
[10]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一卷），学苑出版社，2004年。
[11]《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12]李学勤：《二十六史》，海南出版社，1999年。
[13]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陈智敏、张翔麟：《邪教真相》，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Page]
[15]高文英：《邪教与反邪教》，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6]刘平：《文化与叛乱》，商务印书馆，2002年。
[17]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8]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9]金宜久、吴云贵:《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20]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当代世界宗教问题》，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21]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
[22]王清淮、朱玫、李广仓：《中国邪教史》，群众出版社，2007年。
[23]张践、齐经轩：《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4]王景林：《鬼神的魅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