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时期邪教滋生的原因及防范处理对策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和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党的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传统的宗教得到极大的复兴，但与此同时，一些地区陆续出现了邪教组织，并在局部地区有发展蔓延之势，经过查禁、取缔以及专项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邪教组织仍改头换头，时隐时现，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呈现发展趋势。为了从源头上遏制邪教组织发展蔓延之势，我们有必要对邪教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采取相应的对策，科学地防范处理。

    一、关于邪教的由来

    什么是邪教，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教”（或正教）与“邪教”的严格区别。在《礼记·祭义》篇里说：“合鬼与神，教之也。”意思是利用对鬼神的信仰和崇拜，是对百姓教化的最好办法。所以在《易经·观卦》篇中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就是说，圣人利用崇信神道来对民众进行教化，就可以达到天下平服的目的，即用“神道”来维护“王道”。与此相对应的是“邪教以神道惑人而天下乱矣”，就是邪教利用神道来蛊惑人心，将会导致天下混乱，破坏王道。中国历史上“邪教”的概念，最初是佛教正统教派对异端教派的贬称。

    邪教最初发端于民间，属草根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的邪教、帮会经人民政府大规模取缔打击，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历为历史的陈迹，但由于人们缺乏对邪教的了解，以致近年来邪教组织死灰复燃，蒙骗了大量的群众，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我国邪教组织的界定是：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它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二、邪教滋生发展的根本原因

    当代邪教滋生和蔓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社会因素，深刻认识、分析邪教产生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从根本上铲除邪教，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一）邪教滋生发展的历史原因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使邪教在我国社会中有较深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土壤，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河伯娶妇”。战国魏文侯时邺地的恶人，就是以不为河伯娶妇必有大灾来吓唬蒙骗世人，把如花似玉的少女葬身波涛。元末明初“白莲教”及明清时期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邪教和带有邪教性质的帮派、会道门等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大搞迷信活动，制造和传播种种荒诞无稽的歪理邪说。

1、封建主义思想回潮是邪教产生的历史原因。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既有许多精华，也不泛其糟粕。每当社会活跃、震荡、变革之时，一些沉渣就会泛起，一些邪教头目打起“宗教”的旗号，利用人们对“神”和世界大“劫难”的恐惧，欺骗、招徕群众，进行强化心理暗示，使一些受蒙蔽的信徒在“宗教”神圣旗帜下逐步走向邪恶。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各种现代迷信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富裕之后的人们虽不把神佛当成救苦救难的主宰，但却把求神拜佛当作一种心灵的寄托。一些农民双脚迈进市场经济，头脑却停留在小农意识的框架中。有的农民拥有较大的财富，但精神极为贫困，他们不相信科学信巫神，不盖小学盖庙堂，不办文化修祖坟，不进医院求神灵。

    2、迷信往往利用传统文化打着科学的幌子招摇过市，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近年来，“伪科学”现象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时有泛滥。如“特异功能大师”、“相面大王”、“水变油”等，这些“伪科学”的表演，常打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号，把封建糟粕装扮成“科学”。如占卜、算命改为“预测学”，把被算者的姓名、生辰八字、手相、面相称为“命运秘码”，把画符念咒等称为神秘的“符号学”。与此同时，旧社会的江湖把戏和各种骗局也“粉墨登场”，有的自称是少林真传，有的假冒气功的名义，用奇异功能的表演作诱饵或无照行医，或买假药等，这些其实都是邪教的变种。有些人以梦幻面对优胜劣汰的现实，以宿命论面对人生的种种挫折，以侥幸心理面对一切；他们相信命运，某个心愿实现，归功于上天，神灵的保佑；某种愿望不能实现，则认为命运不好，不知奋发图强努力进取。封建迷信思想还侵蚀着天真幼稚青少年的灵魂，如某些中学生面对期中、期末考试，有的学生以投掷硬币的方法，靠撞大运来决定选择题的答案。再如有的学生在中考或高考前夕，到寺庙和教堂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乡镇各级领导、党员完全不相信算命的均不到一半，表示算过或准备尝试的分别达到47%和50%，对于进香拜佛，表示“经常”或“偶尔有过”的占45%和43%。[Page]

    3、邪教和科学的“联姻”，使其具有一定的迷惑性。邪教往往把其教义与科学糅和在一起，在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外面罩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当现代科学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进行解释，对一些疾病无法治疗时，有些人就求助于神灵进行解释。“法轮功”习练者李某说，他从小就喜欢科幻小说，对“四维空间”、“特异功能”等问题非常感兴趣，因此被“法轮功”中的佛、道、神及另外空间所迷惑，直至痴迷“法轮功”。

    邪教就是利用了人们对科学和信仰分离的不满足心理，将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给人以科学的假象，宣扬精神意念能改变外部世界，使用催眠术、巫术等手段进行心理暗示，将教主的思想灌输到教徒的潜意识中去，从而达到从思想上支配和控制教徒的目的。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容易造成囿于专业知识而孤陋寡闻的现象，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由于知识面的狭窄也有可能上邪教及其它江湖骗子的当，成为邪教的骨干力量，如曾经习练过“法轮功”的某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教授便是如此。

  （二）社会变革是邪教滋生的社会根源

    邪教滋生蔓延，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社会变革、矛盾相对复杂的时期，老百姓特别是底层弱势群体生活、身心受到挫折时，邪教最容易找到滋生的土壤。

    1、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个根本的转变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革，使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特别是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等等，这些改革必将涉及到一系列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如部分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再如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使部分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错误认识，心理失去平衡，产生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精神世界的天平开始向宗教、准宗教甚至于邪教倾斜，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动摇。“法轮功”头目李洪志之流散布“世界末日论”、“道德堕落论”，打击“真善忍”、“强身健体”等招牌，俘虏了一些精神空虚、信仰危机的人。

    2、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拉大是邪教滋生的社会温床。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些人对世俗生活感到厌倦；部分人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逐渐对社会失去信心；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在不断提高，但精神空虚，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冷漠，社会规范失衡。当这些人对现实感到痛苦时，为寻找人生价值便向非理性的组织倾斜，这些人精神焦虑便追求超常的心理体验，渴望拥有超自然能力，对巫术、星象、神灵、特异功能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着迷。邪教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看准这些问题，适时扯起宗教自由的大旗，宣传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以超自然力的欺骗性来征服信众，蛊惑人心，使人们失去自我和理性，达到一种宗教的狂热状态。

    3、现代社会发展地位的不稳定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才的竞争越来越厉害，现代家庭越来越不稳定，单亲家庭逐渐增多。家庭本来是一个避风港，但由于受教育的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社会怪异现象的宽容心越来越大，随之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4、自发性群众社会团体发展较快。各种“协会”不断成立，但管理却跟不上，形成了不少“盲区”。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对人的管理主要是以“单位”管理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各种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人员的流动性、个体性不断增大，加上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不少“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但相应的社区建设、管理及服务并未跟上，社会控制的新机制还不健全，尤其是对离退休人员和流动人员的社区管理更是薄弱，致使部分人适应不了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邪教也就乘虚而入。[Page]

    此外，邪教蔓延还与我国对人文科学重视不够、科学精神宣传不足有关。当人文科学受到冷遇时，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动就会沉渣泛起。人文科学对人的思想意识影响较大，当前整个社会存在对人文科学重视不够的倾向，轻视人文科学的后果必然是经济发展上去了，而思想道德却下滑了。我国虽然出台了《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但落实起来仍有一定的差距。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深入人心，科教兴国的战略已经推出，但相对轻视了科学意识形态的功能，即科学在培养和塑造人的高尚情操方面的重要作用，仍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三）境外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是又一因素

    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邪教组织空前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各类邪教组织2万多种，其中以美国为最多。最初，我国滋生的邪教主要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到后来邪教活动大多转到城市。这些邪教组织的滋生蔓延，一是世纪之交世界宗教复兴浪潮的兴起，为我国邪教的滋生、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元化发展，世界宗教开始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特别是世纪之交的重大转折时期，就会萌发新一轮的宗教复兴浪潮，在这些新宗教中，有许多打着各种诱人的幌子，乘机混杂其中，奉行神秘主义、反社会的教义和反传统的伦理道德。如美国的“大卫教”、“人民圣殿教”、“上帝的儿女”等。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和台独分裂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世界，必然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发展，便加紧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渗透活动。渗透范围、渠道更加扩大和多样化，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现代化。西方敌对势力企图使西方主流文化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和技术生活的主体，利用基金会和出国留学培养人才等多种形式进行渗透，如“统一教”，它是国际上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敌对势力创建的，其组织大肆鼓吹“两个中国”，对美国与我国发展关系进行攻击、谩骂；如“法轮功”，它就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纵容和扶持下，公开与我党我国对抗，反党、反社会、反人民，成为西方反华工具。

    三、邪教的严重危害

    邪教问题就是政权问题。综观历史上的邪教，都是以“末世说”、“创世说”蛊惑人心、敛取钱财、结党营心、篡党夺权。如元朝初期，由于朝廷崇奉佛教，当权者分不清正教与异端教派，因此，对“白莲宗”持宽容政策，使其教门迅速发展，最终导致元末白莲教大起义和元帝国的覆亡。大量事实证明，邪教的主要伎俩都是：一是教主崇拜。教主通过散布歪理邪说，让信徒对之顶礼膜拜、绝对服从，将个人神化为信徒崇拜的偶像，败坏社会风气，涣散人们的斗志。二是实施精神控制。邪教“教主”以各种谎言、骗术、心理暗示诱导和吸引信众，宣扬“信教”能治病，并推行“信则灵”的歪理邪说来诱人上当，实施精神控制，使人们丧失理智、丧失判断能力和自我，从而导致精神失常、分裂和彻底崩溃，严重者延误病情，导致死亡。三是政治纲领明确，组织体系严密。教主大都有政治野心，建立以教主为核心的金字塔型、封闭性运行机制，信徒一旦加入邪教组织就会丧失思想自由；邪教发展成员迅速，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侵蚀和削弱基层政权，如“法轮功”邪教便是如此。四是敛取钱财，残害生命，对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生命安全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现实危害，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如“法轮功兜售”“圆满说”“强身健体”、有病不吃药，是“业力”造成，致使全国上千人死亡，因练“法轮功”导致自残、自杀、杀人以及精神障碍者的现象屡见不鲜。再如“三班仆人派”，为多争信徒，涉嫌有组织地从事杀人、绑架、诈骗、偷税等刑事犯罪活动。[Page]

    四、防范和处理邪教的对策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代中国邪教的滋生、蔓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它决定了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邪教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它是社会矛盾的综合体，因此，我们必须从提高认识、健全法制、加强反邪教警示教育等方面实行综合治理，全面遏制其蔓延发展。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握政策。各级领导要站在提高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国家政权、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重视防范和处理其他邪教工作，切实加强领导。邪教问题往往是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严格把握政策，讲究策略，避免矛盾叠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坚持有什么问题处理什么问题，毫不动摇地依法打击“法轮功”及其他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遏制其发展蔓延，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小城镇不断发展，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仍比较突出。因此，大力调整社会经济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调整城乡就业结构，促进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和谐发展。同时，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中，把加强农民素质教育纳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三）关心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邪教易于在弱势群体中滋生，弱势群体更需要倍加关心和爱护，而邪教总是以一种“伪善”的面目蛊惑和诱使弱势群体。在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弱势群体往往更多地承受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建立和完善保障机构，对弱势群体从思想、生活、工作上给予关心和照顾，及时帮助他们缓解因工作、生活等问题所产生的精神压力，消除人们在快速变革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失望、迷茫、孤独、忧患及恐惧心理，营造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从而消除邪教滋生的土壤。

  （四）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打击邪教违法犯罪分子。健全法制体系，依法打击邪教违法犯罪分子，是我们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手段之一。一是加强与行政、司法部门的密切合作，交流有关邪教活动的信息，既考虑现实情况，又考虑社会发展趋势，借鉴国外治理邪教行之有效的做法，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依法严厉取缔打击各类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二是加强对宗教、气功、传销等社会现象的管理和研究，发挥宗教事务部门和宗教界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保护合法宗教，打击非法宗教。时刻警惕宗教异化、气功异化和邪教的滋生，严格清理各种迷信和非法传销活动，不给其他邪教以可乘之机。三是加强法制教育，帮助公民和青少年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自觉遵纪守法。

  （五）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综合治理。反邪教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全党、全民、全社会的一项共同任务，需要共同参与，齐抓共管。一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把防范和处理其他邪教工作作为基层党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确保“四个纳入”落到实处。二是坚持不懈的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教育群众和青少年远离邪教，是反邪教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群众觉悟了，认清了邪教的本质，邪教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藏身之地。因此，充分发挥民间非政府组织的优势，深入基层，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帮助各族群众和青少年提高对邪教组织的警惕性、鉴别力和防范能力，从源头上营造有利于防范邪教的社会氛围。三是大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传播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占领城乡思想文化阵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依德治国，大力发展人文科学，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全社会自觉抵御和防范邪教的社会氛围。[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