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农村邪教 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一、农村邪教组织的特征
一是教主崇拜。“被立王”的“王”自称受封于基督,要信徒对其绝对服从;“呼喊派”的教主则自称奉耶酥的指令来到人间另立一派以取代天主教,他是耶酥的代言人,法力无边;“主神教”的的教主也自称是基督加封的“主神”,是至高无上的“神”等等。他们通过偷换其它正统宗教中的“真”、“神”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作为创教立派、笼络教众的“通行证”。
二是编造歪理邪说。这些邪教都擅长于编造一些粗俗的,农民最关心且适合他们心理接受能力的歪理邪说。他们宣称虔诚的教徒能消灾祛病、家靖人安、来生修福,同时把一些偶然的天灾人祸说成是本教“主神”对其的惩罚,大肆宣扬世界末日论,号称只有教主才能主宰信徒的命运等一整套的歪理邪说来蛊惑人心,使人入蛊。
三是精神控制。这些邪教都是通过向教徒宣扬歪理邪说,来控制教徒的精神和心理,使信徒对其所谓“教义”甚至教主本人产生依赖,从而接受其控制。“主神教”教主刘家国以“蒙召”为名奸淫妇女“,蒙召”是蒙上帝的“召”,如不接受将给全家带来灾难,使信徒心理上恐惧而就范。“呼喊派”则要信徒每晚下跪五小时以上,稍有不服则是对“主”不忠“,主”就会降祸于他。如此连骗带吓来迫人就范。
四是聚敛钱财。这是教主及其骨干分子之所以创教的主要目的。一般假借向“主”“朝贡”的名义,说什么谁向教主“朝贡”的钱越多,谁的心就越诚,受到“主”的保佑也就越多,从而得以早脱苦海。“呼喊派”最虔诚的信徒倾其家中所有来“朝贡”给“主”,弄得妻离子散。“主神教”教主刘家国以这种方式聚敛了20余万元。
五是成立秘密组织。邪教组织大都成立秘密组织。“呼喊派”设教主,下设“王”、“侯”、“士”等,各自负责不同村庄和数量的信徒。农村邪教大多实行“家族式”管理,并且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呼喊派”谁是“王”谁是“侯”,外人是无人知晓的。
六是危害社会。“被立王”组织信徒非法集会,扰乱社会治安;“呼喊派”在1996年冬天组织近300名男女信徒到同一臭水塘接受“神沐”场面不堪入目,在公安机关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制止,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其数百名信众亦因“朝贡”而倾家荡产;“主神教”的教主刘家国及骨干朱爱清借“蒙召”之名奸淫妇女11名,幼女2名,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邪教组织又具有不同于“法轮功”等大型邪教组织的诸多特点:一、信徒人数相对较少且散布于农村。“主神教”只有8000余名教徒“,被立王”“、呼喊派”人数更少,而“主神教”却散布于八个省市的广大农村,“被立王”也分布在皖、湘等省“,呼喊派”则集中分布于湘南数县。二、信徒主要是农民。这些邪教产生于农村,在农村蔓延,从教主到信徒基本都是农民。三、一般没有系统的教义。“呼喊派”自诩基督教的另派,但“王”、“侯”级人物都根本不知道《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所谓“教义”都是支离破碎、似是而非的,随意性很强,有的根本就是武侠小说上摘录的江湖
黑话。四、一般没有政治要求。由于这些邪教组织人数甚少,教民分散,信徒基本上是农民;教主创教的主要动机是骗财、骗色以图满足一已私欲,信徒入教的目的也大都是消灾避祸,保佑平安,亦谈不上精神寄托,因此他们一般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要求。
二、农村邪教组织产生的根源
从历史根源来看。首先,我国有着古老漫长的神秘文化传统,这种神秘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渗透到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并且代代相传;其次,在我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政教合一的统治时期,但宗教思想却统治人们的思想达一千多年之久,人们至今沿袭着信教的传统;再次,我国农村文化肌体相对脆弱,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最容易上当受骗。
从现实的角度来考察。首先，改革开放后我党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弱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不够结出的苦果。一些地方的部分基层干部过分强调发展生产，淡化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比较严重。部分农村基层官员只管“要钱要命”（收税和计划生育），对农村中泛滥的看相算命、瞧风水等封建陋习、非法传教现象、赌博，黄色文化、黑社会的恶势力几乎不闻不问。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为农村干群关系的持续紧张、精神文明建设大大滞后、马克思主义信仰阵地局部丧失埋下了隐患。本来，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中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更需要人文关怀，理想信念支撑。然而，农村中部分官员和少量基层组织只重物质生产，轻精神建设的做法却将广大农民群众置于更加迷茫无措、精神空白境地。邪教组织利用农村居民的精神失落，“对症下药”，或散布“世界末日”的恐怖，或渲染“超度”、“修炼”等邪说，侵袭农村的文化阵地。[Page]
其次，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教育水平总体偏低也为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虽然绝大部分农村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仍有少数地方需“靠天吃饭”。农民收入增长一直相对缓慢，遇到天灾或人祸，就给他们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困难，也给他们的精神以沉重打击。不仅如此，广阔的农村还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农民的繁衍生息之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落后的受教育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城乡居民之间的受教育差距仍然存在。据有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普九”覆盖率仅为８５％，剩下的１５％失学儿童几乎全部在农村，目前全国还有１００个左右县未能普及小学教育；中国有文盲８５０７万人，９０％文盲在农村，总人数高达７６５６万。农村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现状和总体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民群体存在的客观事实决定农村社会抵御突发风险、理解未知事物的能力比较薄弱。一旦爆发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出现人类暂时无法控制、无法认知的自然现象，少数别有用心的邪教组织就会趁机加以利用，恐吓民众，以达到其邪恶目的。
再次，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落后，健康保障制度不健全使得农民缺医少药现象比较严重，一些打着治病救人旗号的邪教组织趁虚而入。据最近的有关资料显示，占全国人口的近７０％的农民，仅享有不足３０％的公共卫生资源；农村每千人口，平均拥有不到一张病床，而城市的平均数字约为３．５张；农村每千人中，只拥有一名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则在５名以上；农村人口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９．５８％，城市则为４２．０９％；９０％的农民要自费看病，全国有２０００多个县甚至没有初级医疗保障体系；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农村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多数停留在“口头上”；农民医药费用支出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增长，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导致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严重不足。那些深受病痛折磨的农民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不得不到教会、神的保佑中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许多邪教正是迎合部分群众企福求平安的心理，鼓吹“祷告治病”、入教可以解除病症，以吸引民众。
三、铲除农村邪教,除依法打击外,应针对农村实际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鉴于农村邪教活动的猖獗，只有理论上的批判、简单的取缔和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综合整治，才能形成打击邪教的“铁拳”。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要探索反邪教宣教活动新途径。防范和抵制邪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农村邪教中的顽固分子毕竟只是少数，在对邪教活动和违法犯罪人员依法打击的同时，更大量的工作在于如何能在群众的心理上构筑有效的防线，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防范和抵制邪教的侵蚀。由于人们的专业、兴趣、爱好的宗教信仰不同，单调的、程式化的教育方法和活动方式难以得到群众的响应和认同。因此，反邪教宣教工作应顺应形势的发展不断创新，顺应人们向往和平、向往平安、向往健康、向往美好、向往幸福的心理需求，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坚实的防范和抵制邪教的心理防线，使人们自觉远离邪教，抵制邪教，战胜邪教。
（二）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加快新农村的先进文化建设步伐。加速发展农村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加强扫盲工作的力度，改善农村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的现状。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大力宣传，在农村突出马克思主义主体文化，培育先进文化氛围，使农村社会成员有明确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导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反邪教的宣传教育。要通过开展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健身、娱乐方式，提倡“崇尚科学、传承文明”的精神追求，倡导“科学以人为本，享受健康人生”的生活理念，这对于拓宽反邪教工作的渠道，对营造反邪教的社会氛围、正面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拒绝邪教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Page]
（三）发挥理论和专业优势，进一步为反邪教实际工作服务。充分发挥反邪教协会的作用，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方面专家人才荟萃的优势，围绕反邪教斗争的形势需要，开展学术交流、课题研究，分析研究国际、国内各种邪教滋生漫延的社会根源和主要途径，了解和掌握各类邪教活动的情况，探索同农村邪教组织斗争的规律、为有关部门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反邪教各项工作的质量服务。在发挥这一优势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学术和专业研究，形成反邪教的系统理论，培养中、青年反邪教专家学者，为反邪教工作提供长久的理论支持、专业支持、人才支持。另一方面，要立足我国反邪教斗争的实际，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力求解决实际问题。学习借鉴国外反邪教经验要适应我国国情，而不简单套用。
（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提高基层干部素质。大力整治腐败，强化农村干部的廉洁奉公精神，增强基层干部的社会责任感，建立一支政治过硬、懂政策、善管理的基层组织队伍，在打击农村邪教的猖獗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五）治理邪教的非法活动的根本，还是解决好当前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满足农民群体的物质、医药等需求，并不失时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使他们“闲有所学、闲有所乐”，他们对宗教的需求就会减少，邪教组织当然也必然丧失许多蛊惑农民群众的机会。因此，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强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降低社会成员的生存风险，重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治理邪教才会有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