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轮功”问题引发的几点反思
我们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从最初的正与邪、对与错、愚昧与科学的较量，逐步演化为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文化斗争。事情发现到今天,大大超出许多人的始料。“法轮功”问题的产生、发展特别是制造文化垃圾、破坏社会和谐造成的严重危害，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警示,透过“法轮功”问题反映出来的深层次原因，确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反思之一：放松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无异于丧失灵魂,加强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是民族强盛的时代要求
国家发展、民族强盛，必须有科学理论为灵魂，有科学精神为支柱，有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保障。放松和忽视思想政治教育，一切向钱看、重物质、轻精神，也许得到了一时蝇头小利，但失去了百年大计，无异于丧失灵魂，自毁长城。当今世界发展一日千里，一个举国无“魂”的国家，怎么能在世界上立足？怎么能在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呢？
中国是一个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国家。建国以来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辩证唯物主义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理论武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经济成分多样化、思想认识多元化、文化需求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等，强烈冲击着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前些年，我们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思想政治教育，一些多年养成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质的好东西被忽视了、淡忘了，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结果，潜心于经济海洋的搏击，忽视了精神家园里的精心耕耘，形成了大片精神荒漠区，一些伪科学、反科学甚至邪教思想趁机混了进来。
“法轮功”就是一个例子。李洪志的“法轮功”理论荒谬，稍有分辨力的人都不会上当。但1992年“法轮功”出现后，为什么能迅速发展蔓延？为什么仅仅7年就把几百万人拉下水？除了李洪志有一定的骗术外，主要症结在我们自身。就像一个人，当他的免疫力十分脆弱时，平时被遏制的病菌很容易趁虚而入，侵入躯体，攻占要害，导致身患重疾。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试想，如果在五、六十年代，“法轮功”等邪教能在全国滋生和蔓延吗？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了、国力强大，这种以前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却出现了，不该发生了的事却发生了？这实现发人深思!
要彻底铲除“法轮功”思想流毒，首先必须从思想上“强身健体”：持之以恒地强化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打牢思想基础，重塑理论灵魂，增强全民族的“体魄”，这既是铲除邪教的客观需要，更是关系到一个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挑战！
反思之二：放松和忽视文化建设无异于自毁长城,加强科普教育是从源头上遏制邪教滋生的思想支柱
文化是无阶级的，但文化建设是有政治性、社会性的。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至少包括思想、意识、理论、价值观、科学知识等内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加强文化建设，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繁衍壮大的根基。如果文化建设薄弱，人们的思想大堤塌方了，对邪教思想免疫力不强，就必然出要问题。
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国际上封建迷信、唯心主义等伪科学、反科学深渣泛起，这些东西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进了我国。而我们在抓物质建设的同时，却放松文化建设，群众的文化素质降低，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思想严重缺失，让“法轮功”钻了空子。我在工作中接触两类“法轮功”人员：一类是文化知识非常贫乏，他们对夸克、天体、宇宙、星球运行等认识，竟然全部来自《转法轮》，对李洪志佩服得五体投地；一类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一研究领域是专家，但知识面狭窄却十分自负，对“法轮功”的一些观点偏听偏信。我们不该过多指责“法轮功”练习者的无知，因为在他们迷惑时，社会给过他多少帮助呢？在他被李洪志歪理邪说搞得颠倒黑白、是非不清时，我们给过他扶正祛邪、拨乱反正吗？在科学大发展的今天，卫星上天了，少数人的文化素养落地了，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因此，加强科学文化建设，不仅是遏制邪教滋生的重要措施，也是民族自强的百年大计。[Page]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明天的希望，是国之栋梁，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决定着我们民族的走向。放松或者忽视对青少年这一群体的科学文化教育，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失策。当我们看到一些孩子年纪轻轻就辍学打工，看到一些文化很浅却大发横财的老板趾高气扬，看到不少地方落后愚昧、迷信横行时，看到不少天真少年对科学知之甚少，而对一些庸俗的东西津津乐道时，我们的心怎能不痛呢？
“十年树木，百年树森”。
“科教兴国”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文化强民是我们的重要选择。科学技术不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遏制邪魔歪道的强大武器。科学思想发展了、科学精神普及了，人民群众的科学意识提高了，对邪教的识别力就会大大增强了，对邪教的免疫力、抵抗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提高，邪教就无机可趁，就成了过街老鼠。
反思之三：思想不敏锐和监管不力是导致“法轮功”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防患于未然是遏制邪教滋生的关键
在中国反邪教协会第二次报告会暨学术研讨会上，龚育之先生曾引用“曲突徙薪”和“焦头烂额”的典故，来点评反“法轮功”斗争，感觉十分深刻，入木三分！
当“法轮功”坐大成势，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时，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干部群众，怀着对国家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历尽艰辛、不辞辛劳、长期不懈，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实在令人敬佩！但是，我们不仅要问，我们常规的预防机制哪里去了？我们的监管措施、监管力量哪里去了？
在“法轮功”漫长发展过程中，不少群众对“法轮功”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许多有志之士对其反动实质和潜在危害早有认识，通过不同途径表达了政治上的忧虑、思想上的担心，社会各界包括佛教、社科界、公安系统不少人提出了建议。遗憾的是，由于思想不敏锐、监管不力，这些好建议没有受到重视，没有超前防范和防微杜渐。等“法轮功”羽翼丰满，“神不知，鬼不觉”围攻了中南海，面目狰狞地向党和国家凶狠发难时，我们才仓促应战，被动应付，打了一场艰苦卓绝的遭遇战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试想，如果有关部门更敏锐一点，有关人员责任心更强一点，监管更有力一点，工作重点早早放在“曲突徙薪”阶段，真正防患于未燃，何来“焦头烂额”的艰苦代价？
反思之四：实用主义思想害人害已，加强社科理论研究是抨击“法轮功”邪教的重要手段
工作发现，不少“法轮功”人员似乎有一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既然“法轮功”是邪教，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专家教授也信，他们不是最讲科学的吗？
诚然，在“法轮功”痴迷者的队伍中，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但仔细分析发现，这些人绝大多数从事的是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他们的知识结构单一、知识不很全面，有的可能在某一专业达到了一定水准，但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知之甚少。他们的共性特点就是重实用、重眼前、重暂时利益。由于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在思想上更加偏执，行为更加固执，特别容易走上极端、步入歧途。
其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对“孪生姐妹”，他们相辅相成，是科学体系的重要成分。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社会上确实有一种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重实用科学、轻人文科学的倾向。在这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许多所谓的“人才”背离了科学的道路，成了思想上严重残缺的畸形儿。一旦接触到“法轮功”歪理邪说，很容易丧失起码的政治辨别力，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
反思之五：制度缺失造成“法轮功”失控发展的重要原因，健全完善法律制度是抑制邪教滋生蔓延的治本之策[Page]
我们同“法轮功”邪教组织斗争已经9年。9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用8年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用3年时间打败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今天，我们综合国力比过去强大了许多，我们倾全国之力用9年多时间，仍然与“法轮功”进行相持。为什么这场斗争打得如此艰苦？除了有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外，制度问题值得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法律制度不断健全。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管理工作量大面广，社团管理机制、社会监管机制、动态掌控机制、危机管理与处理机制仍不健全。制度的缺失必然带来责任的缺失，平时无事时，大家相安无事；一旦发生问题特别是大规模问题，制度的脆弱性、工作的忙乱性、措施的不确定性、应对的随机性，都显露无疑。“法轮功”问题的发生就给我们狠狠地敲了警钟。
邪教在中国有几千年了，可谓“历史悠久”，但在我国现有的上百部法律中，却始终没有反邪教法，相关的法律也不够完善。致使很多工作缺乏坚强的法律依据，执行难、防范难、处理难的问题，严重束缚了手脚。靠政策办事，借相关法律办事，干活靠政策的现象比比皆是。“法轮功”之所以能发展蔓延与我周旋多年，法律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与我们“以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很不相称。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制是规范国家行为的主要杠杆和尺度，清除邪教必须走法制化路子。如果我国制定了反邪教法，就能更加有力地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更有效的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到既以法办事，又避免国外反华势力口实，实现“多赢”。
制度建设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点之一。思想的和谐、文化的和谐、机制的和谐，都必须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在大力加强和谐文化建设的同时，应当注意：和谐文化不是大一统，也不是平安无事。和谐文化建设是有政治性、社会性的，是发展的，是有选择、有取舍、择优汰劣的；我们建设的是科学的、先进的、文明的、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文化，一切虚假的、伪科学的、封建迷信的、愚昧落后的、对社会有负面的东西必须去掉。
9年多斗争实践，经验很多，教训也不少。“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运用“法轮功”这一反面教材，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对于我们痛定思痛，规划和谐文化建设的长远大计，也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