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断代问题及邪教徒心理初探

    这些天，查阅民国时期反邪教文献，接触了一些专家的著作，作为一名未登堂者感慨颇多、感受颇深。以前，对邪教的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这次虽也是浮光掠影，但稍有斩获，对邪教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有利于今后的生活中更坚决的反对邪教组织。

    各类邪教组织是一个庞杂的体系，若思路不清，很难有清醒的分析，下面谈谈我个人的一点体会，算是为反邪教活动尽绵薄之力吧。

    对普通人反邪教而言，首要的问题便是到底什么是邪教。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各地的邪教组织活动此起彼伏，各国对邪教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这是正常的。别说世界各国，仅是在我国学界对邪教也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我国于1999年10月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给邪教下的定义为：“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但因为大小邪教组织发展十分复杂，历史传继也较混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表现的特征也不尽相同，但却又有其共同特征。在中国反邪教协会主编的《反邪教工作手册》中指出其最有共性的三大特征为：一、制造教主崇拜，实行精神控制；二、编造歪理邪说，戕害信徒生命；三、秘密结社，诡秘活动，危害社会。这三点从我国反邪教的角度来看是立足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立场所提出的。那么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呢？封建统治者称为“邪教”的秘密教门是否就应归类为邪教呢？那就是看他们是危害的封建社会的哪一方面多，是危害历史发展多，还是危害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多？若是前者，我们今天也可以和封建统治者一起称其为邪教了，若是后者，对其冠以“邪教”这一名称便值得商榷了。因为它还没到危害社会那么严重的程度。究竟封建社会秘密教门是否邪教学界还存在争议，本文下面也将会论及。

    以上那么讲就是说邪教问题十分复杂，学界尚且未达成共识，普通人理解起“什么是邪教”来更是不易，虽然都有模糊的界定，但难有清醒的认识，给他讲一个教派他就难以判定了，所以就反邪教的目的而言，太深奥的理解是不利于让老百姓理解传知的，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顾名思义：邪即为不正宗，歪门邪道；教是教派，当然这里的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而是类宗教性质的。

    这便有一个可以深入些的话题：何为邪何为正？也就是说你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说邪教邪？这也是有些邪教徒执迷不悟的症结所在，他不承认你的“正”的角度，他认为你才是邪，所以对其说服教育往往是油盐不进的。我们便要解决正与邪的角度问题。这也直接关系着封建社会秘密教门是否邪教之问题的解决。

    我们从中国有邪教的概念说起，在中国历史上“邪教”概念最初是佛教僧人站在正统佛教立场上，把异端教派称为“邪教”。这里涉及到民间秘密结社的概念。从邪教渊源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与其相关的还有秘密宗教。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秘密社会、会道门等。秦宝琦先生的著作《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一书开篇便说：秘密社会也称秘密结社，包括历史上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民间结社组织，是我国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慰藉或生活上的互济互助，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我个人认为其实秘密社会不见得就是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类。社会是何其复杂！又岂是这两类所能涵盖得了的？譬如古往今来的“乞丐组织”甚至于娼妓、盗贼中都有有组织的秘密团体，他们同样不见天日，同样成员复杂。但是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确也是因其特点和所参与的人物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秘密教门可以说是自明代正德年间正式产生，绵延数百年至今仍存在。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便是从其产生是是不是就是真正的邪教呢？换种说法我们今天俯瞰历史是不是当初它们便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呢？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会牵动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但由于中国秘密教门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其自身形成的文献很难查找，且其教派众多，关系错综复杂，虽然从民国时期已经开始有学者着手研究，李世瑜先生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一书更是其深入一贯道等教派内部亲身体验而得来的，但这一环节因自身及历史原因仍是十分薄弱的。[Page]

    以邵雍先生的研究，他在《中国会道门》中认为秘密教门其严重的危害一开始便可以说与邪紧密相连的。但我更同意秦宝琦先生的观点：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来判断秘密教门的性质，而不应将秘密教门一概而论的统称为“邪教”。我个人根据理解认为总体而言应是自民国开始方可称为秘密教门为邪教。

    虽然民国以前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与当代邪教会道门在活动方式、宣传手段、危害性上大同小异，而且它们自清末也一直处于蜕变过程中。但它们与邪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最重要的是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存在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初期，而邪教则是存在于中国民主共和始发展与社会主义时期。因此它们的社会功能是有所区别的。

    这样从总体上说，以1912年为分水岭，以前的是秘密教门，以后的便是邪教了。具体点讲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站在历史的高度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在明清时期，如前面所言，是统治者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唯恐这些秘密组织造反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封建国家的稳定，沿袭佛教的叫法称秘密教门为邪教的。而不是从宗教本身的正、邪来说的。所以秦宝琦先生说：“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当然不能站在明清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危害到明清封建统治的秘密教门也称作‘邪教’。它们客观上打击了明清时的封建统治，反映了农民及下层群众不满现实和期盼美好未来的愿望。”而邵雍先生在《中国会道门》中总结的会道门的四个特征中有一个是以封建家族为基础的教权世袭制。他指出会道门的组织者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提高自身及其家族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绝不是普渡众生。这句话的确点出了历史上秘密教门的一个特点，但接下来又有问题：为维护世袭传教家族的特权而发动的反对历届旧政府的斗争并不含有反抗封建压迫的深刻内容。这样读来，虽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评论，但已一笔抹除了封建时期会道门的积极意义。给我个人感觉它们全应归为是 “邪教”了。那么，这些“邪教”的组织者既是因为要谋一己之私而发动斗争的，谁又能说封建社会时期的农民起义领导者便是要普渡众生而不谋私利呢？当然，两者是可以有某方面的重合点的，但是，为何几乎是类同的出发点的两种活动，一个是革命的另一个却是一丁点革命的气息全无呢？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秘密教门的诸多负面影响，它们利用信徒敛财渔色，不少教主谋取个人利益，教义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等，这是其局限性与弱点。及至民国时，秘密教门在逐渐蜕变中已经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了，他们除了“继承”了以前秘密教门的缺点外，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缺点，更多的为军阀、政客、野心家、特务以及外国侵略势力利用，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他们站在封建卫道士的角度维护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反对新思想、新道德，宣传迷信，反科学。新中国成立后，会道门发动反对人民政权的多次阴谋叛乱，虽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其仍然根深蒂固一时难以彻底清除，直到今天以“法轮功”为代表的邪教仍在活动。

    总之，民国以来的邪教与明清时期秘密教门是有联系但同时又有区别的，区别便是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已大不同，社会功能也有了很大区别。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在宣扬迷信的同时却反映了对封建制度的不满，在造反中有反封建的意义。而民国以降，它们已经是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先进思想文化相对抗，与科学民主共和的精神相违背了。它们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已完全具备反社会反科学的性质了即蜕变为邪教了。

    我们每个人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人，任何人不可能真正跳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圈子超人般的来做评价判断。但正是马克思具体历史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当今时代最科学的世界观，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科学方法来分析判断民间秘密宗教。这个“正”的立足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邪教之所以邪就是它违背了其所在的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并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这样从历史宏观而言，秘密教门在民国以前虽不正但邪不足，民国后却是邪有余了。这样理顺了纵向历史关系对于说服教育，讲解邪教发展脉络是大有意义的。[Page]

    其次，在这次查阅过程中我一直思考另一个问题：无论是历朝历代中迷信秘密教门者还是沉迷于现当代邪教者，都是心理上陷入极深。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些教门的创造者和历代教主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的教义经典，但正是其它一些执迷不悟者的追捧才让这些教门得以壮大传继，如果说封建社会里下层群众是为了寻求精神寄托而加入秘密教门但又从客观上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那么当历史跨入民主共和的门槛时，多灾多难的旧中国里加入教门的善良的教徒们在获得心理慰藉的同时却成了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诸多道貌岸然的教首们共同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在螳臂挡车的同时却被上了邪教教徒的恶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他们是殉葬者是可悲的。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仍在活动的邪教组织与历史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愈来愈远！但这古往今来的秘密教门也罢，邪教也罢，究竟为何从心理上有真正的信徒呢？这个话题太过沉重原因也太复杂，我仅能提出一点个人感受罢了。

    还是回到民国邪教上，邪教一如皈依教般以苦为乐，这些教中的人们受苦戒甚至主动追求死掉，他们还乐而离去。其实不止邪教，佛教有苦行僧，基督教也有苦修。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正统宗教是讲究道义，要求人的利益符合“神意”使世俗者“圣洁化”。它们是终极者，关心的是世界之限，是超乎此生此世的人生意义或者价值根基，是有很积极意义的。而邪教组织是功利的，要求“神力”服务于人的现实利益，使“圣洁者” 世俗化，会相当的消极的影响。那么怎么才能让邪教从这个迷途中清醒走开呢？

    我想：他们认为当下快乐，来世必当受苦，当世受苦，来世可登天堂。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也会想到自己普通人一世的功德是不可能登入天堂的，天堂只是个终极愿景。既然去不成天堂必又去来世的人间，而他们信教的出发点是为了逃离痛苦所以绝不会愿意世世受苦，那么今世受苦是为了来世享乐吗？来世享乐了再有一个来世呢，岂不是该受苦了？但他们应该是先考虑来世，后世再说或者可以说每个人都梦想自己侥幸能进入天堂，不再有轮回，便超然于苦乐了。而当今法轮功也是让你这一世去自焚、自残，度己度人。说你可以进入快乐的天堂。忠实的信徒有这一套逻辑统治头脑时，可能就真的是苦也便是乐了，苦越大越快乐，“在烈火中自己便得道了”。

    成为邪教徒由诸多的因素造成，如何在根源上杜绝邪教迷信，方法还不是很齐备，但有一点很重要，只有揭穿他们的害人的逻辑才能让人从牛角尖中出来，幡然悔悟。这种逻辑的揭穿单靠马列主义和科学无神论还不够，比如信法轮功的还有大学教授。要我们拿出血的事实和无神论的科学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但这有时却仍然让诸多人不能脱离迷途，放下屠刀，仍然去自残、残人。因为他们认为你讲的那套是骗人的，或者一开始他们根本就是怀疑邪教的，但是到了后来，他们一旦信了，这些人最不容易出来，而且迷了心窍。他们的科学道理比不信之人懂得还多，但就是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科学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困惑他们、阻挠他们，加上封建的余孽远未肃清，比如天灾人祸所谓命运，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甚至还要别人的帮助却都没有及时到位，于是他们在迷茫中接触到这些东西，从怀疑再到受麻醉、产生幻想而沉迷，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这一如上网、读武侠、甚至看电视类的精神成瘾。再加上宗教式仪式、教义礼节的强化重复，他们便走火入魔了。

    要拯救他们深入他们的逻辑是否真的要像李世瑜先生那样打入内部深入进去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心理，上演一出反邪教“无间道”呢？正所谓：不入虎穴，焉救迷徒？当然问题是多方面的，需要多管齐下治顽疾。这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具体办法还是留给专家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