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羔羊终于找到家了
我叫曾凡斤，生于1979年，湖南省宜章县城关镇人。1996年7月初中毕业后，年少无知的我，由于当时社会上气功热的流行，也想学一门气功用来健身、防身，并希望由此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恰好，所在地办了个“法轮功”辅导站，经别人介绍，我加入辅导站。听了辅导课后，我发现练习“法轮功”的好处比自己想象的还多，简单易学，还可以“消业治病”、“圆满”，并有“一人练功全家得福”的功效。从此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像一支迷途的羔羊，在邪教法轮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一、身陷迷途
我从小就有点迷信。记得初一时，我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了一个人遇到一个白胡子神仙的神奇故事，并叫我把该信的内容复写，分别寄给10个自己认识的人，这样可以在近期走鸿运，否则，会有灾难。我很害怕，就乖乖寄了10封信。有这种心理的人，最容易被“法轮功”之类的邪教所骗。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作用下，在多次听“法轮功”辅导课后，我信起了“法轮功”。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使我对“法轮功”产生迷恋。练功不久，广东韶关一家技术学校来信录取我去该校读书，毕业可录用为韶关一家钢铁厂合同制工人。这对当时来说，可是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这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我认为是练“法轮功”修来的福。以至自己十分相信“法轮功”，在技校和钢厂工作学习期间坚持练习“法轮功”，念念不忘。
1999年7月22日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家里人从电视上看到“法轮功”的害处，政府都已出面取缔“法轮功”组织了，于是都劝我与“法轮功”决裂。我当时不以为然，还竭力为“法轮功”辩解，说习练“法轮功”能强身健体，法轮功追求的是“真、善、忍”，也不参与政治，取缔是错误的。家人当初认为我对“法轮功”只是练练而已，也就放松了对我的管束。
1999年10月24日，受“功友”鼓动要“走出去”，我从韶关乘火车到北京为“法轮功”讲“真相”，被公安部门带回，行政拘留我15天。厂里领导和朋友多次找我谈心，我当面唯唯诺诺，背后依然我行我素。1999年11月21日，我与同厂“法轮功”人员到广东乳源五指山聚会，再次被韶关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5天。因我目无厂纪厂规，无数次旷工，厂里与我解除了劳动合同，停职停薪。从此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我以前的工资都花在了讲“真相”上，我变得穷困潦倒，灰溜溜地回到了宜章城关镇老家。
当时在老家，我乐得清闲，不与其他人来往，一门心思地把法轮功来修炼。“师父”说过修炼人要放下“人心”，不要为“常人”才有的“名、利、钱”所干扰。于是，我在家每天吃了饭，练功，练了功，睡觉，周而复始，暗无天日。在“法轮功”的虚幻世界里，我真正到了“寒尽不知年”的境界。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家里人看到我如此不争气，都自叹自哎，说我是“烂泥巴扶不上墙”。父亲对我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父母恨铁不成钢，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要我坚决与“法轮功”决裂。我开始把横加干涉自己练功的父母视为“魔”，索性再不回家，长时间在外散发传单，一别三月多没有给家里人音讯。
二、心灵归途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毕竟是父母身上掉下肉。我母亲因过度担心我，思儿心切，加上身体本来不好，一下病倒了。面对病床上母亲的埋怨，我父亲开始检讨自己，对自己的教育方法有些后悔，认为自己太粗暴了。有一次，我父亲向社区办的同志反映了家里的情况。他们对我家的遭遇甚是同情，由两个教育转化志愿者组成帮教小组。
帮教小组首先对我父亲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分析，委婉地指出了家庭对“法轮功”痴迷者实行棍棒教育是一种教育缺陷。“法轮功”本来就有险恶用心，大量散布了诸如“父母只是今生的父母，不是永生的父母，匆匆过客而已”、“放下名利情，圆满上苍穹”、“世间充满着阻止圆满的魔”的歪里邪说。如果教育作风简单、粗暴，势必让“法轮功”痴迷者掉入“法轮功”早已布置好的陷阱，这样就会导致恶性循环，把孩子推到对立面。然后，他们教育我父亲如何用亲情唤回我的“浪子心”。
可是，帮教人员找不到我，要转化我成了空谈。经过分析，他们认为我一定会回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因为那里有我的同事和朋友，除了那里，我别无去处。于是他们决定，先从单位打开突破口。他们找到厂领导，汇报了我家的可怜处境，并恳求厂领导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对我作留厂察看处理，并保证由他们做通我的思想工作，在今后工作中遵守厂纪厂规。厂方被他们春风化雨般地诚心打动，同意再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随后，厂方在厂门口帖了通知书，通知我尽快回厂上班。同时，帮教人员让我的父亲写了封亲笔信，一并帖在厂门口，诉说对儿子的思念，并对自己曾经粗暴的教育方法进行了检讨，恳求儿子见信速回厂上班，并抽时请假回家看病重的母亲一眼。[Page]
而此时的我，自那次赌气出来后，我经常投靠“功友”，一方面为了混口饭吃，另一方面，还是散发传单。这样的日子一两天还可以，时日久了，自觉的没有脸面去“功友”那蹭饭了。接下来的日子，经常是白天到饭店里讨剩饭剩汤剩菜吃，晚上则睡在桥洞里或屋檐下。可是连这样的生活也不是天天能保证。因为多数饭店老板不准肮脏的“叫花子”进店来，怕不卫生，影响生意。再则，饭店的残羹剩饭是养殖户出了包月费回收用来喂猪的，不会用来打发“叫花子”。有一次，我再次到一个饭店讨吃，饭店老板把我轰出来，说：“你怎么三番五次地来，我还要不要做生意了！这么年纪轻轻，四肢健全……”因此，有时为了一处栖身之处，我要和“流浪汉”抢“地盘”，为了半个包子，要到“流浪狗”的嘴里去夺食。
面对流落街头的生活，我开始怀疑“法轮功”是在“度”自己还是在害自己。可是，我每次有这个念头时会吓一大跳，怕“师父”怪罪下来。可现实生活又让我随时蹦出“法轮功害人”的想法。就是在这种既沉溺虚幻境界，又无法摆脱现实中“活受罪”的复杂心态下，“圆满”无望的我几次想到了自杀。有一次，我解下自己的皮带，挂在树上，准备上吊，结果被一位放牛的老人救下。老人给了我20元路费。凭这20元，我回到原单位，想投靠朋友一段时间。在单位门口，我看到了单位写给自己的上班通知和父亲的留言信。失魂落魄的我，百感交集。我再次怀疑“师父”的“法身”，因为关键时刻，李洪志的“法身”没有一次在我的身上发生作用。我突然记起派出所的同志曾对我说过：“所谓‘法身’是用来恐吓弟子的。”只因当时我对派出同志的帮教一点也听不进去。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我才猛然有种被蒙骗的感觉，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而被称为“今生过客”的父母，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惦记、召唤着我。那召唤声，使我这只迷途的羔羊，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三、迷途知返
我在单位安顿好后，回到家里看望父母。没有想到，母亲因我的出走，急得得了重病，躺倒在床上了。我悲愤交加，原来“一人练功”带来的是“全家受累”啊！从父母的嘴里，我又听到了一些令我心灵复苏的事情：
为了给母亲治病，社区办捐了1000元钱，还发出了“挽救法轮功受害家庭”的倡议书，发动居民不要歧视“法轮功”人员家庭，以社会接茬帮教的方式，帮助“法轮功”痴迷者回归社会。居民积极响应，并积极募捐了2080元，送到母亲病床上。听到这些，我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除了与“法轮功”决裂，我还能做什么。我主动把藏在抽屉里的《转法抡》和一些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翻了出来，用打火机点燃，决心再不与“法轮功”藕断丝连。
随后，我找到社区办，告诉他们，我为了帮“法轮功”散发资料，过着非人的生活，同时还害苦了自己的父母，感谢他们帮助、挽救了我和我家。现在，我明白了，“法轮功”从来就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奇迹，而那些平平常常的帮教人员却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关心爱护，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决心，从此往后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把自己对“法轮功”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中去，不辜负所有关心、帮助自己的人。
值得欣慰的是，我真的没有辜负好心人的期望。2000年，我与其他工友一道为厂里攻克了3项技术问题和排除了6次机械故障。年底，我所在的机修组被单位评为厂里的先进群体，我个人因表现突出，工作认真，被评为先进个人，并被聘为技术骨干。
回忆过去不堪回首的学“法”经历，真有浴火重生的感觉。如今，一只迷途羔羊终于找到家了。
一、身陷迷途
我从小就有点迷信。记得初一时，我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了一个人遇到一个白胡子神仙的神奇故事，并叫我把该信的内容复写，分别寄给10个自己认识的人，这样可以在近期走鸿运，否则，会有灾难。我很害怕，就乖乖寄了10封信。有这种心理的人，最容易被“法轮功”之类的邪教所骗。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作用下，在多次听“法轮功”辅导课后，我信起了“法轮功”。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使我对“法轮功”产生迷恋。练功不久，广东韶关一家技术学校来信录取我去该校读书，毕业可录用为韶关一家钢铁厂合同制工人。这对当时来说，可是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这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我认为是练“法轮功”修来的福。以至自己十分相信“法轮功”，在技校和钢厂工作学习期间坚持练习“法轮功”，念念不忘。
1999年7月22日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家里人从电视上看到“法轮功”的害处，政府都已出面取缔“法轮功”组织了，于是都劝我与“法轮功”决裂。我当时不以为然，还竭力为“法轮功”辩解，说习练“法轮功”能强身健体，法轮功追求的是“真、善、忍”，也不参与政治，取缔是错误的。家人当初认为我对“法轮功”只是练练而已，也就放松了对我的管束。
1999年10月24日，受“功友”鼓动要“走出去”，我从韶关乘火车到北京为“法轮功”讲“真相”，被公安部门带回，行政拘留我15天。厂里领导和朋友多次找我谈心，我当面唯唯诺诺，背后依然我行我素。1999年11月21日，我与同厂“法轮功”人员到广东乳源五指山聚会，再次被韶关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5天。因我目无厂纪厂规，无数次旷工，厂里与我解除了劳动合同，停职停薪。从此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我以前的工资都花在了讲“真相”上，我变得穷困潦倒，灰溜溜地回到了宜章城关镇老家。
当时在老家，我乐得清闲，不与其他人来往，一门心思地把法轮功来修炼。“师父”说过修炼人要放下“人心”，不要为“常人”才有的“名、利、钱”所干扰。于是，我在家每天吃了饭，练功，练了功，睡觉，周而复始，暗无天日。在“法轮功”的虚幻世界里，我真正到了“寒尽不知年”的境界。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家里人看到我如此不争气，都自叹自哎，说我是“烂泥巴扶不上墙”。父亲对我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父母恨铁不成钢，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要我坚决与“法轮功”决裂。我开始把横加干涉自己练功的父母视为“魔”，索性再不回家，长时间在外散发传单，一别三月多没有给家里人音讯。
二、心灵归途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毕竟是父母身上掉下肉。我母亲因过度担心我，思儿心切，加上身体本来不好，一下病倒了。面对病床上母亲的埋怨，我父亲开始检讨自己，对自己的教育方法有些后悔，认为自己太粗暴了。有一次，我父亲向社区办的同志反映了家里的情况。他们对我家的遭遇甚是同情，由两个教育转化志愿者组成帮教小组。
帮教小组首先对我父亲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分析，委婉地指出了家庭对“法轮功”痴迷者实行棍棒教育是一种教育缺陷。“法轮功”本来就有险恶用心，大量散布了诸如“父母只是今生的父母，不是永生的父母，匆匆过客而已”、“放下名利情，圆满上苍穹”、“世间充满着阻止圆满的魔”的歪里邪说。如果教育作风简单、粗暴，势必让“法轮功”痴迷者掉入“法轮功”早已布置好的陷阱，这样就会导致恶性循环，把孩子推到对立面。然后，他们教育我父亲如何用亲情唤回我的“浪子心”。
可是，帮教人员找不到我，要转化我成了空谈。经过分析，他们认为我一定会回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因为那里有我的同事和朋友，除了那里，我别无去处。于是他们决定，先从单位打开突破口。他们找到厂领导，汇报了我家的可怜处境，并恳求厂领导本着教育、挽救的原则，对我作留厂察看处理，并保证由他们做通我的思想工作，在今后工作中遵守厂纪厂规。厂方被他们春风化雨般地诚心打动，同意再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随后，厂方在厂门口帖了通知书，通知我尽快回厂上班。同时，帮教人员让我的父亲写了封亲笔信，一并帖在厂门口，诉说对儿子的思念，并对自己曾经粗暴的教育方法进行了检讨，恳求儿子见信速回厂上班，并抽时请假回家看病重的母亲一眼。[Page]
而此时的我，自那次赌气出来后，我经常投靠“功友”，一方面为了混口饭吃，另一方面，还是散发传单。这样的日子一两天还可以，时日久了，自觉的没有脸面去“功友”那蹭饭了。接下来的日子，经常是白天到饭店里讨剩饭剩汤剩菜吃，晚上则睡在桥洞里或屋檐下。可是连这样的生活也不是天天能保证。因为多数饭店老板不准肮脏的“叫花子”进店来，怕不卫生，影响生意。再则，饭店的残羹剩饭是养殖户出了包月费回收用来喂猪的，不会用来打发“叫花子”。有一次，我再次到一个饭店讨吃，饭店老板把我轰出来，说：“你怎么三番五次地来，我还要不要做生意了！这么年纪轻轻，四肢健全……”因此，有时为了一处栖身之处，我要和“流浪汉”抢“地盘”，为了半个包子，要到“流浪狗”的嘴里去夺食。
面对流落街头的生活，我开始怀疑“法轮功”是在“度”自己还是在害自己。可是，我每次有这个念头时会吓一大跳，怕“师父”怪罪下来。可现实生活又让我随时蹦出“法轮功害人”的想法。就是在这种既沉溺虚幻境界，又无法摆脱现实中“活受罪”的复杂心态下，“圆满”无望的我几次想到了自杀。有一次，我解下自己的皮带，挂在树上，准备上吊，结果被一位放牛的老人救下。老人给了我20元路费。凭这20元，我回到原单位，想投靠朋友一段时间。在单位门口，我看到了单位写给自己的上班通知和父亲的留言信。失魂落魄的我，百感交集。我再次怀疑“师父”的“法身”，因为关键时刻，李洪志的“法身”没有一次在我的身上发生作用。我突然记起派出所的同志曾对我说过：“所谓‘法身’是用来恐吓弟子的。”只因当时我对派出同志的帮教一点也听不进去。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我才猛然有种被蒙骗的感觉，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而被称为“今生过客”的父母，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惦记、召唤着我。那召唤声，使我这只迷途的羔羊，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三、迷途知返
我在单位安顿好后，回到家里看望父母。没有想到，母亲因我的出走，急得得了重病，躺倒在床上了。我悲愤交加，原来“一人练功”带来的是“全家受累”啊！从父母的嘴里，我又听到了一些令我心灵复苏的事情：
为了给母亲治病，社区办捐了1000元钱，还发出了“挽救法轮功受害家庭”的倡议书，发动居民不要歧视“法轮功”人员家庭，以社会接茬帮教的方式，帮助“法轮功”痴迷者回归社会。居民积极响应，并积极募捐了2080元，送到母亲病床上。听到这些，我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除了与“法轮功”决裂，我还能做什么。我主动把藏在抽屉里的《转法抡》和一些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翻了出来，用打火机点燃，决心再不与“法轮功”藕断丝连。
随后，我找到社区办，告诉他们，我为了帮“法轮功”散发资料，过着非人的生活，同时还害苦了自己的父母，感谢他们帮助、挽救了我和我家。现在，我明白了，“法轮功”从来就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奇迹，而那些平平常常的帮教人员却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关心爱护，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决心，从此往后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把自己对“法轮功”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中去，不辜负所有关心、帮助自己的人。
值得欣慰的是，我真的没有辜负好心人的期望。2000年，我与其他工友一道为厂里攻克了3项技术问题和排除了6次机械故障。年底，我所在的机修组被单位评为厂里的先进群体，我个人因表现突出，工作认真，被评为先进个人，并被聘为技术骨干。
回忆过去不堪回首的学“法”经历，真有浴火重生的感觉。如今，一只迷途羔羊终于找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