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路程,必须自己去面对

    黄萍,上海某大学职工,曾是一名极其痴迷的“法轮功”人员,两度进京滋事,后经帮教得以转化。日前,笔者对她作了一次访谈,回顾了她是如何练上“法轮功”并逐步痴迷的过程,政府取缔“法轮功”后两次进京滋事荒唐而可笑的经历,以及转化之后的一些感悟。现将有关访谈内容整理出来,希望这一个案对人们了解“法轮功”如何施加精神毒害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

  痴迷——

  我是1998年后开始练上“法轮功”的。


  直接原因是我身体一直不好,从小身体弱,经常会头昏,有时还突然晕眩,透不过气。常去校医务室看病,当时医生说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往往吊一针葡萄糖缓解一下,觉得舒服点就回来了。后来有一次睡觉落枕,一位新来的医生看了拍的颈部的片子,说这是严重的颈椎炎,以前种种症状其实就是颈椎压迫神经引起的,后来另一家医院也说这是颈椎炎,还说如不好好治疗,40岁时就可能瘫痪。

  那时候,我父亲刚刚病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回想起来也是我开始走进“法轮功”的原因。

  父亲1990年被查出患有肾癌,开刀四年后查出癌细胞转入肺部,过了两年又转为骨癌。我亲眼目睹了父亲从得病到去世的过程,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被病魔折磨,深深地感到对死亡的恐惧,感到一种对生命离去的无奈,更感慨生命是那么的脆弱。这种恐惧、无奈和感慨交织在一起,对我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后来进入“法轮功”,并且非常痴迷,和这种感觉的产生及对我心理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说起来我最初练习“法轮功”还是我母亲教的。

  父母住在公园附近,母亲天天去那儿锻炼,刚开始练舞蹈,跳扇子舞等。当时公园里锻炼场地都各自分开。我母亲总会经过“法轮功”的场子,每次经过,“法轮功”练习者都会热情地宣传“法轮功”怎么怎么好,拉人们参加“锻炼”。母亲听了他们的宣传,就鼓动父亲去练,但我父亲那会正在练“郭林气功”,当时郭林气功也很热门,特别是癌症病人练的很多,所以父亲不愿练“法轮功”,母亲只能自己去学,想回来再教给父亲,但父亲始终也没练。

  看我的身体也不好,母亲就劝我跟她练“法轮功”。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98年的春天,那天我突然感到不舒服,同事赶忙叫了辆出租车送我去医院。这一次我真的有点紧张,我曾想:如果我倒下了,瘫痪了,孩子怎么办,丈夫又忙,无法照顾女儿。这一想我更害怕了,感到要认真治好病。在这种情况下,我答应了母亲,试试“法轮功”。开始的时候,我的功法动作都是由母亲教的,后来便在我住处附近的一个“练功点”开始了“练功”。

  应该讲,我进入“法轮功”的过程也不是很随便的,其实有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但真正进入以后就很认真。

  开始的时候听老“学员”讲“法轮功”多好多好,我就想通过亲身体验去证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因此我刚开始练功的时候很认真,对动作有不清楚的就反复请教别人,什么录音、录像我都买来认真学。既然学了就要学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光练功不行,还必须要“学法”。我们又很认真开始“学法”。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参加了一次“培训班”。那是在我开始练习“法轮功”4个月后,听说要在市郊某地办一期“法轮功”培训班,我就争取参加,但因为我刚学不久,据说资格不够,还轮不上我。后来有一天,辅导员对我说,小王,这次应当是你去,上面有要求,这次培训的主要是学校老师和学生,你是大学老师,有资格去,我们都不符合条件。

  那次“培训班”上浓厚的“气氛”深深触动了我。学员们都很“精进”,每天五点钟就起来练功了,有些学员打坐盘不起脚,但努力坚持,弄得满头大汗,我看了很感叹。除了每天早晨练功,上午和下午就参加讨论,晚上还“学法”。参加的多是青年,有许多是大学生,大家都很投入。每天讨论的内容就是“反省自我”(修炼“法轮功”的好处),如年纪大的说自己以前怎么斤斤计较,学了“法”之后思想改变了,不必与常人计较;年青人则说自己以前如何年轻气盛,常与人争执,现在怎么认识到自己是“修炼人”,放下了“名利”,不与人争论等等。在这种气氛中我们自觉得到了“净化”。当时我很有感触,以前总以为自己做事很认真,但与这些学员对比,感到还差了一大截,远远比不上他们。经过这次“培训班”,我才真正地投入到“法轮功”,并开始认真“学法”。[Page]

  培训班回来后,我的修炼也越来越“精进”。凡是“法轮功”的活动一次也不拉下。每天早上4点多就出门练功去了,因为练完后还要赶回来为女儿准备早饭。有时候不能和大家一起练,就一个人练。这样每天忙忙碌碌,但觉得人也充实了,身体也似乎好了许多。

  我这个人不太会轻易相信什么。当时我们学校里“元极功”盛行,“元极功”的师父也曾到我们单位宣传,因此有许多人练。也有人劝我去练,但我的性子比较急,觉得练气功不合适,不感兴趣。当初母亲开始劝我练“法轮功”时我一开始也不以为然,但后来是真正“扎进去”了。看看单位里那些练“元极功”的人,效果好像都没我好,于是我更认定李洪志讲得正确。李曾经讲过,你练功只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总是会有收获的。另外李还说了许多关于“常人”社会如何如何不好,我们修炼人如何如何好等等的话,我就觉得这些话与我做人的原则很符合,于是就更加相信了。慢慢的,开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于周围一切人和事,有了居高临下的看法,认为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所谓“证实法”的,就是像我们这些修炼人;另一类则是常人,在“业滚业”中会被淘汰的。自然,我们修炼人要高人一等。

  说实话,当时我对李洪志那些说法,也曾产生过怀疑:是否真的是那样呢?我也曾为此与一些“同修”讨论过,但一提这个,他们就批评我学法的心不坚定,也有人说我学得浅,没有能真正深刻领会师父讲的意思,于是自己就觉得很惭愧,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去领会师父的说法。自此以后我练功更是风雨无阻,即使是大冬天寒风刺骨,也坚持去练,对“法轮功”真正的产生了“信”,认为自己领悟了“法的内涵”,而过去不明白“法”,那是自己的层次还不够,学得还不够。

  痴迷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痴迷“法轮功”,并走到那一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的个性。

  我从小个性就很强,天生就有“叛逆”性格。小时候与母亲、姐姐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四个女性,姐姐性格比较弱,妈妈有什么事都会和我商量,因此我从小就很有主见。小时候还喜欢看武侠小说,那里面描绘的那些“大侠”令我羡慕,常常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样的“大侠”,7岁时随母亲下放,在农村看到一些不平的事,就会想到自己以后要成为“大侠”,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上学时也是这样,看到有的同学欺负人就会跳出来。说来性格有点男性化,天不怕地不怕,爱打抱不平,个性强。

  参加工作踏上社会后,接触到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自己也常常会想,为什么会这样,于是就期望宇宙中真的存在有一种力量能够公正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是向往着有一种主宰的力量。等到反复读了《转法轮》后,便慢慢相信了李所说的,开始是相信他的功法,觉得自己已经证实了这个功法对身体是有效的,同时觉得他所说的“做人的道理”很正确,到了后来更认为他也许的确是神,既然他的功法我都证实了,那么他说自己是神,何不就相信他一次,说不定他真的是呢?反正“做好人”“做好事”又不做坏事,何不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呢?因此除了思想上的原因之外,具体来说自己性格上的特点,也是造成最后结果的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身体,由于身体弱,萌生了练功强身的念头,再加上那时父亲去世,亲眼见到父亲在短短的几年内,生命走向终点,给我强烈的冲击,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奈,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接触“法轮功”,开始认为练功可以健身强体,后来听李洪志说不仅如此,练习“法轮功”还能使你“圆满”、“成佛”,更不用说去除肉体的痛苦了,便觉得他很伟大,于是越陷越深。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地加深了痴迷的程度。

  最后我对“法轮功”其实是彻底理想化了,认为自己得到了真理,而且是终极真理。自认为即使为之献身也是值得的,也没白活。[Page]

  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当你产生太多的欲望需求时,就不会去考虑其他的事情了。当自己痴迷上“法轮功”后,认为自己对“法轮功”太了解了,因此当国家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并取缔时,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认为自己是亲身经历过来的,怎么会那样呢,肯定是政府错了。于是最后走上了与政府对抗的道路。

  两次“进京”——

  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时,我参加的那个练功点的人们也就散了,我当时瞧不起他们,说他们是“作鸟兽散”。于是我便找其他练过“法轮功”的“功友”,商量我们该怎么办。

  我曾两次“到北京”。

  第一次是1999年的10月份。国庆期间我们几个功友聚在一起,觉得总应该做些什么,讨论的结果,就是决定去北京。那一次去北京的当天差一点就被抓了。

  记得我们到北京后就住在东郊粮食局的一个招待所。里面住的全都是“法轮功”。大家在一起感到很亲切,也很兴奋。谁知当天晚上就有警察来查,警察进来后就问:谁是“法轮功”?到大厅集合!其实只来了两个警察,根本管不住我们那么多人,我们乘他们不注意,人家就说跑吧,于是乘夜就逃出去了。

  当时天黑路不熟,天亮后也没地方去,这时大家也已经散掉,我们心里又怕,又有人说香山那儿有大法弟子,于是我们就赶往香山去了。到了香山也没碰到什么大法弟子,在香山转了一圈后,已是14日晚。又听有人说10月15日政府要把法轮功正式定为邪教,于是我们就决定当晚下山回城里,准备第二天去天安门。

  当时我们想象的是第二天天安门广场上一定是聚满了大法弟子,场面会很壮观,我们可不想拉下这个“上层次”的机会,一定要去。
谁知第二天跑去一看,并没什么动静,我们只能在天安门广场上装作游客,暗中观察来往人群中谁是大法弟子,结果一直到中午也没找到大法弟子,只得回去。又住了一晚,到了第二天就回上海了。这一次去北京,没什么收获。

  谁知回家后刚睡下,学校就来人了,把我带到学校,原来,他们已经找了我好几天了,我的不辞而别,把他们气坏了,知道我回来后,当天就找上门来。我当时情绪很对立,从北京回来没买到坐票,一路上是站回来的,已经累坏了,刚睡下却让我去学校,所以我大骂他们。到了学校,我又说你们干脆让我去看守所算了,谁知结果真的送我去了看守所。这一次在看守所呆了十天,弄得浑身臭烘烘,一辈子难忘。

  从看守所回来后,我回到了学校,继续上班,这样一直到元旦。元旦前后我丈夫很忙,不但公司里忙,还要看住我。当时学校和我丈夫谈了,希望丈夫管住我,不要让我再去闹事。到了春节前后,丈夫因公司的事要出国,我答应丈夫,不管怎样,在他回国前决不出去闹事。

  这次春节过后我还是又去了北京。这是我第二次“进京”。当时几个功友又凑在一起,有十多人,大家在一起悟啊悟,都是说些什么某某人被“迫害”了,某某人又怎样了,悟到最后,大家觉得,许多大法弟子在受苦,而我们这些人则在家太太平平过年,心里过不去,不去北京对不起那些功友。于是我们决定,再去北京。

  我们这次去北京,大家说好不带身份证。我们怕直接去北京会被拦下,于是到了天津后凑了六百元,叫了辆出租车去了北京房山一个叫磁家坞的地方,因为没带身份证不能住旅馆,当时也不知是谁联系的,跑到一个叫“李大姐”的功友家里住了下来。

  当时我心里也很着急,觉得住在人家家里不方便,别人还要照顾我们吃啊、住啊。虽然吃的很简单,住的也是大炕,但总给人家添麻烦。大家挤在一起,早上一起来就集体练功。后来我实在憋不住了,就跟大家说,我们来了,无论如何也得去次信访办。后来又来了一批人,我们想他们是新来的,应当在这里“巩固巩固”,就留下几人陪新来的功友练几天,我们几个则第二天便去信访办。

  第二天我们坐公交进城,再坐出租车,但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信访办在哪。我们有点急了,后来剩下了六个人,于是干脆又跑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国旗边上,集体摆了练功姿势。当时是我出的主意,说如果要“打坐”肯定是来不及的,估计还没等咱们坐下去警察就来啦,大家就做个“抱(法)轮”的动作吧。可我们刚做出动作,就被警察给带走了。先是关在广场边一个临时看守处,傍晚时就被送到了上海驻京的办事处。[Page]

  醒悟——

  我真正完全认识到“法轮功”理论体系的问题,是在我学了佛法之后。如果不是后来学了佛教的东西,我觉得我不能完全从“法轮功”里面走出来。

  最初是有人告诉我说有本佛教书很好,叫《大乘无量寿经》。在此之前,我曾听过陈星桥居士来做反邪教报告。陈说“法轮功”剽窃佛教的内容,当时其他一些文章也是这样说,但我心里并不服,就想有机会倒要自己找来看看,他们说的是否真的,“法轮功”到底向佛教剽窃了什么?于是就抓住机会借来了这本书。此后我知道了上海常德路上的佛教居士林,有佛教的书籍买,于是我陆续看了一些佛教的书。这一看,我彻底震住了,“法轮功”哪是什么佛法,它不仅剽窃了佛教的一些术语,而且大大歪曲佛教,真真切切是一个四不像的“大杂烩”。

  从此以后,对李洪志所说的“法轮功”的理论在我心中真正被彻底颠覆了。比如佛教说的“众生平等”,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大到佛,小到一个小爬虫,生命的本质都是平等的,佛性都是平等的。而李洪志则说人本来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产生生命的来源不一样,有差异。他还说宇宙是由高级生命掌控的,不受宇宙规律的制约,因此是最高最大的。

  佛教说的是众生平等,宇宙的一切都是因果规律支配,如是因得如是果。释迦只说佛是觉悟者,佛只是将事物的本质揭示给你看,他无所不知,但并不是无所不能(不能超越因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是“无神论”。当然这种“无神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神、无神(除人和动物以外其他的生命状态)之说。以前总是在“有神、无神”上争论不休,其实造成了很多偏差。

  我认为以前政府宣传无神论,忌讳讲神,结果造成了一种对“神”的神秘感,简单地否论一切神奇神怪,反而促成了许多迷信的流传。至于佛教,我认为可以分成几种形式:第一是宗教的佛教,那就是寺院、僧人等表达的佛教,不仅学习弘扬释迦佛的教导,且需亲身实践印证佛法;第二是学术性的佛教,那是对佛教知识的研究和哲学的探讨,比如大学和科学院的宗教系或宗教部门;第三是迷信的佛教,那是一般信徒的磕头烧香求财消灾等。当然还有就是一些打着佛教旗号的“歪门邪道”。如果社会上大家都了解了真正的佛教,就不会受“法轮功”的欺骗,正因为自己对佛教不懂,所以会被邪教迷惑。现在想来,许多重要问题,就是因为自己无知,所以会浮躁、盲从。

  感慨——

  反观自己是很困难的,人要真正认识自己是确实很难。我自己就是这样,原来以为自己对自己十分了解,实际上越是反省自己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

  每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来自于自己已有的知识和认识能力,但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永远是有限的。任何事物都有前因、后果,因果之缘是不能超越的,强行超越就会出现问题。人对自己的生命很无奈(当时我就是这样),由于这种无奈,而又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力量让自己能够面对生命中的困难,结果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李洪志法轮功。李说他自己有能力,能够为“法轮功”学员消业,能够解救大家。佛教却是讲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佛与众生的差别只是觉与不觉。现在我知道了,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是因感如是果,要想有好的命运必须要自己去付出,丝毫也不可能由别人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更不可能交给他人来掌控,而“法轮功”则是要我们将自己交给李洪志。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自己不是学了佛教,很可能后来会转回去,而且如是真的反复回去了,以我的性格,肯定会比别人更厉害。

  我认为“法轮功”人员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基础群众,多是随大流的,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想强身健体,死亡时不要痛苦,甚至于可能不死;还有一种是对社会不满的,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政府对他们不公,他们是受了委屈的;此外还有一些有文化的青年,比如大学生,他们是想探索真理。从心理需求角度来看,物质生活条件满足了,更需要心理的追求,对生命、对死亡的探索,等等。对最后这一种人,我认为只有用佛法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李洪志讲的都是以佛的名义,如果简单地用现代科学来说服他们是没有用的。对于有文化的可以通过讲佛法,在小范围里讲一点佛法,用真正的佛教打破那个冒牌的 “佛法”。从我个人来讲,我的家庭教育背景,原来是不懂一点点佛法,但我现在自知,如果不是学了佛法,我是绝不可能真正走出来的。[Page]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真的很感慨——

  生命的路程,必须虚下心来,脚踏实地地自己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