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目的 险恶的用心
“法轮功”邪教在其臭名昭著的《九评》之七中，竭尽无中生有、造谣诽谤之能事，恶毒攻击共产党，说“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唯一的手段”，世界上从来没有象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而且“手段十分残忍”，“杀人如麻”，“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等等。事实情况如何呢？我们不防作一下分析。
凡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懂得，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自从奴隶社会开始，人类便进入了有阶级的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剥削和被剥削形成了两个阶级的矛盾和对立。统治阶级残酷地剥削人民，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挣扎在死亡线上，连最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对那种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书中，曾引用过明朝明末年“人吃人”的史料，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从奴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虽发生了变化，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却愈加残酷，人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用敏税的眼光洞察了当时社会的状况，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用四十年时间写出了《资本论》，他认为，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武装夺取政权，别无捷径可走。因此，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目的都只有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事实也正是如此，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改良主义和维新变法运动，结果都失败了，特别是清代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人们惨痛的教训。孙中山曾和改良派人物作过毫不妥协的斗争，主张武装夺取政权，并于1911年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纵观历史，暴力夺取政权在世界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法国资产阶级通过暴力从波旁王朝夺取了政权；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也是使用暴力从封建王朝中夺得了政权；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资产阶级还是使用暴力与南方农奴主争夺政权；再看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更是运用暴力手段实现政权更替的。由此看来，暴力夺取政权并非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专利，而是一切阶级、一切政党取得政权的共同的手段，不同的只是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他政党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罢了。李洪志不可能连这点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他们之所以攻击共产党用暴力夺权，目的就是为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辩护，为失去政权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张目，充分暴露了他们无比反动的阶级立场和极其阴险的政治阴谋。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232页）。
事实正是如此，在我国，新中国建立后曾发生过一系列革命破坏事件，在1949年“十•一”前夕，敌人就预谋了对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空袭与轰炸，企图破坏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建国初期，各地都相继发生过农会干部被杀、值勤民兵被害和工厂设备被破坏的事件；铁路被毁、桥梁被炸的情况时有发生；某城市一私营药厂提供给朝鲜战场包扎用的纱布和绷带，都是经过漂洗并未消毒的旧纱布，使志愿军伤病员深受其害。
[Page]大量事实证明：被推翻的阶级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作最后的挣扎，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破坏和捣乱，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新生的国家政权面临着极大的威胁。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捍卫新生的国家政权，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对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进行坚决地镇压，决不能心慈手软，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建国初期进行了镇反、肃反及“三反”、“五反”运动，正是基于此而开展的。
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建国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人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进行镇反、肃反及“三反”、“五反”的必要性。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在本文中，毛泽东又强调指出：“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在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杀人，但是党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尽量避免杀人，能少杀就不多杀，可杀可不杀的就不会杀，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坏人，要坚决杀掉，毫不手软。但审批手续和法律程序是相当严格的，对于能接受改造的，就尽量把他们改造为新人。1949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毛泽东选集》新版第1473页）。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后，我们成功地改造了溥仪、杜聿明、康泽等多名战犯，使他们不但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还成为了国家干部，有的担任了政协委员和常委，有的安排在文史馆工作，享受着较高的待遇。对他们的特赦和工作安排，体现了党和政府英明的政策和宽厚的胸襟。
在和平建国时期，党始终把团结放在一个很重要位置。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为了维护稳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以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和文章，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和总原则，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不但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还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明确提出：“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目的是“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全国上下空前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团结问题，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发展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份。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近年来，党中央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伟大战略，颁布并实施了《全国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号召，制定扶贫措施，实施希望工程，推进光彩事业，解决“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各条战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团结作基础，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李洪志一伙否认现实，在《九评》中恶毒攻击说中国共产党自建政以来杀人6000万乃至8000万人等等，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凭空捏造。其用心就是为了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以达到他们反政府、反社会的罪恶目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倒行逆施，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也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暴露出他们反政府、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罪恶本质，加速其彻底灭亡。